国银租赁美元债「短期债务」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刚刚，中文网络掀起了一场反高利贷、反资本垄断的舆论风暴。

反高利贷，历史悠久，东西皆同。

伊斯兰教的《古兰经》禁止有息借贷；基督教的《圣经》主张，兄弟间的借贷，不应收取利息。1179年的第三次拉特兰公会议正式颁布教会法：放贷的天主教徒要被开除教籍。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规定，谷物年利息不超过33.3%，白银年利息不超过20%。

中国古代普遍默许有息贷款，但反对高利贷和利滚利。《汉书》中有记载诸侯因放贷取息过高而受罚。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

如今中国的法律不保护年利率超过4倍LPR的借贷利息。美国联邦法律不反对高利贷，但一些州对利率上限有控制。

那么，反高利贷是否有可靠的经济学逻辑？利率限制的真实原因是什么？税收、货币及债券三大融资方式如何决定国家命运？

本文从高利贷出发，探索融资制度与租金经济、国家前途之间的关系。

本文逻辑

一、高利贷

二、收割机

三、大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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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高利贷

反高利贷，是否有可靠的经济学依据？

这是一个风险颇高的话题。反高利贷，其实是限制利率。为了降低历史传统及意识形态的桎梏，我们用限制利率替代之。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反对也不支持高利率，但反对真正的“高利贷”。经济学的评价标准是“价值无涉”，对自由市场中的价格及行为不做任何评价，价格涨跌交给市场，由每一个交易者决定。而分析的目的是通过抽象逻辑识别出真正的“高利贷”。我反对的是真正的“高利贷”以及“高利贷”的创造者。

限制利率，相当于管控价格，经济学并不支持这一行为。在自由市场中，价格不受控制，由交易双方决定。当然，价格不受控制不等于放任自流，必须对银行进行严厉监管，只是不管控价格与供给。法与经济学家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指出，契约法约束的是交易行为，但不能管控价格与供给【1】。

自由市场学说不支持利率限制，我们再看凯恩斯学说。

凯恩斯主义其实是支持利率干预的。当今头号凯恩斯主义者斯蒂格利茨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理论说明利率市场容易失灵，需要政府或央行干预【2】。

比如，在经济危机爆发时，商业银行为了保险起见，紧缩银根，停止放贷；而那些即将破产、不惜承担高息的贷款者纷纷上门求贷；商业银行无法识别风险，即便利率上涨也拒绝贷款。这就违背了价格定律。斯蒂格利茨的解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市场出现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产出和效率都大幅度下降，导致流动性陷阱。因此，需要央行介入，给可靠的企业提供贷款，矫正利率，让市场恢复正常。

斯蒂格利茨的信息不对称理论颇具迷惑性，很多经济学家都无法识别其中的逻辑问题。其实，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的常态，竞争信息是自由竞争的一部分，信用识别是商业银行竞争的关键。经济危机爆发时，市场信息混乱，信用识别困难，商业银行紧缩银根规避风险，这恰恰说明市场显灵。但是，商业银行不可能永远紧闭大门，市场竞争会迫使银行在风险中努力识别信用，给预期可靠的对象提供贷款。自由竞争让市场恢复均衡，而不需要政府及央行干预。

经济学不仅不支持利率限制，还认为利率限制会带来效率损失，增加了大众融资成本，制造了“高利贷”。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关于以错误理论为基础的政府干预”一章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3】。穆勒反对英国之前的《高利剥削法案》，他认为：“该法案使本来按照7%或者8%的利息率就可以获得所需资金的商人，有时竟不得不支付利息率为20%或者30%的利息，否者，他们就必须拍卖他们的货物从而蒙受更大的损失。”

为什么？

根据供需定律，当利率上升，市场供给会增加，价格逐渐下降。如果禁止利率上涨，或维持低利率，借贷供给因无利可图、风险巨大而大大减少。由于供给减少，产生供需紧张，利率价格反而上涨。

受制于利率高压下，放贷者便“曲线救国”，变相放贷。变相的方式，包括追加抵押物，缴纳保证金，提高手续费，降低借贷金额，追加逾期罚款，扩大分红比例等。

这些方式最终让贷款者付出更高的成本，一些急于用钱的人贷不到款而破产。比如，放款人变身为合伙人，以资金及利息入股，扩大了分工比例，这对贷款人不利。又如，银行要求追加抵押物才肯放贷，亦或收取额外费用。再如，贷款无门的人在特别途径贷款，被收取高额的手续费。

所以，“高利贷”的真正含义应该是不必要的“代价”。这些“曲线救国”抬高了借贷成本，制造了所谓的“高利贷”。但是，我们需要反思：到底是自由竞争催生了“高利贷”，还是反高利贷催生了“高利贷”？

相反，放开价格管制，更多贷款人可以获得更廉价的资金。德国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及法国经济学家西斯蒙第都认为，摒弃对利息的教义束缚，激活大众借贷市场，是新教国家经济强于天主教国家的重要因素。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新教改革为利息做出了非常的辩护：“得到商业利润是应该的，利息只是借贷双方共享这些利润的合法形式”【4】。

那么，为什么古代教皇、国王都倾向于压低利率？

英国学者伦特在其经典的《1327年前英国与教皇的金融关系》中似乎道出了真因：英国主教不喜欢当地的意大利银行家，因为向他们借钱要收利息。

欧洲国王的征税权偏弱，他们不得不依赖于借贷维持王室开销以及持续不多的城邦战争。当时，如何降低融资成本，事关权力的归属及统治者的命运。古代欧洲比中国对高利贷的打击更加严厉，目的是压低融资成本。

教皇、国王打击高利贷的背后站着的是一群特许经营的放贷者。

比如欧洲最早的名门望族美第奇家族。我们知道，这个家族靠银行起家，创始人乔凡尼·迪比奇·德·美第奇“合法”放贷，成为佛罗伦萨的首富。但是，银行家只是美第奇家族的一个身份，他们其实是14到17世纪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15世纪，老美第奇的儿子科西莫在佛罗伦萨建立起僭主政治，成为佛罗伦萨的无冕之主。科西莫通过美第奇银行掌管教皇财政，负责为教会融资。这个家族一共诞生了四位教皇以及两位法国王后。

所以，教皇、国王以“天下苍生”之名打击高利贷背后是融资成本的盘算。此画风有点像《大秦赋》。我将这种融资模式界定为美第奇模式。

美第奇银行制造了“低利贷”，国王、富人等少部分从中获得低于自然利率的廉价融资；同时也制造了“高利贷”，更多的人因此无法获得贷款，或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些“曲线救国”的方式——有时这里也隐藏着“默许”经营的“高利贷”（值得警惕）。

所以，限制利率是债务融资的一种廉价手段。穆勒揭示了这一点：“立法者制定并且维护《高利剥削法案》可能出于以下动机：或者考虑到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或者考虑到有关当事人的利益问题。【3】”

02

收割机

《史记》有记载，汉景帝三年，“七国之乱”爆发，受命平叛的列候封君缺军费，不得不向商人借钱。但商人以关东成败未决为由，皆不肯放贷。这时，一位叫无盐氏的商人愿意出千金借贷，但要求十倍利息。三个月后，叛乱平定，无盐氏豪赌成功，成为关中巨富。

此后，中国历代皇帝都没吃过高利贷的“亏”。皇帝凭借“文治武功”，掌控征税权和铸币权，从而财源滚滚、王库充盈，根本不需要商人为其融资。

融资方式是透视经济问题的重要脉络，我们沿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探讨。上一部分引出了债券融资，到这里扩大到三大融资方式：税收、货币及债券。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古代国王都通过这三大收割机强化统治权。而如何使用这三项工具，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在农耕时代，华夏土地富庶，农业产量较高，中国皇帝倾向于掌控征税权。税收可维持一支常规职业军队以及文官体系，从而稳定王权。欧洲国王的征税权受制于大小领主，国王融资依赖于贵族、商人、银行及债券市场。在混乱的意大利战争中，各大领主不得不向小领主、城镇商人举债，从而催生了共同债券市场【5】。

古代货币多数为金属货币，货币扩张受到了硬约束。同时，农耕经济多为非货币经济，缴纳税收以粮计算，扩张货币的效果受限。所以，国王使用铸币权融资的成本、风险要大于征税权。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黑田明伸在《货币制度的世界史》揭示，古代欧洲的统治者要比中国更频繁地削减金银含量以获取铸币税【6】。原因是王室权威是中国国王大一统的统治根基，维持统一货币及币值比滥发货币更有利。欧洲货币混乱不堪，劣币驱逐良币，国王及领主倾向于滥发货币为频繁的战争融资。

到了16世纪，意大利战争爆发，欧洲几乎所有的大城邦、大领主、大公国都卷入其中。不同的融资手段，决定了这些城邦国家的命运。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从财政制度的角度透视城邦国家在这一关键时刻的演进【7】。

西班牙鼎盛一时，王室财力强大，财源来自国际贸易的出口创汇及新大陆殖民地的税收。为了扩大出口创汇，国王赋予羊主团特权，允许他们的羊随意去吃农民的庄稼。财政赤字爆发后，王室多次借钱不还，导致福格家族灭亡，王室信用崩盘。西班牙王室没有建立一套有效的产权保护制度，采取的是重商主义政策及掠夺性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的出口创汇政策，是一种滥发货币的融资手段。我称之为“西班牙模式”。最终，这个国家在“价格革命”中迅速衰落。

法国与西班牙类似，王室的征税权大，只是法王的税源更像东方国家，来自富庶的农业。早在15世纪，法王就夺取了三级会议的新税征收权。法王直接向农民征税，向商人借钱，借钱又不还，粗暴侵占私产，最终引爆了残酷的法国大革命。尼德兰、英国则不同，王室或执政官征税权受限，他们只能改革制度，包括《高利剥削法案》，发展自由贸易，做大税基，增加税收；发展资本市场，降低融资成本。比如，1537年尼德兰出台法律承认票据转让有效。在此基础上，还催生了现代银行。到了17世纪，尼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放开利率管制，从而形成了一个低利率的资本市场。利率水平从1500年的20%-30%降低到1550年的9%-12%，甚至到了17世纪下降到3%以下。尼德兰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现代金融市场。所以，真正要做的不是限制利率，而是改善信用体系，严格监管银行信贷，做大金融市场，从而获得更多有效率的融资。最后看美国。刚独立的美国，因战争债台高筑，联邦政府几近破产，要命的是征税权还被各州剥夺。第一任财长汉密尔顿为了挽救联邦信用，接过了各州的战争债务，换取了部分征税权。当联邦对威士忌酒征收消费税时，西部边境地区农民以暴乱抗税。汉密尔顿不得不继续发行国债，借新还旧，但寅吃卯粮，联邦信用迟早要崩溃。这该怎么办？

土地财政。此前的1785 年和1787 年国会通过两部土地法令，规定新增的土地归属联邦政府，出售公共土地所得只能用于偿还债务。

于是，联邦政府开启土地“征伐”。美国以大约每英亩3美分的价格从法国手上买下路易斯安那，然后以1.64到2美元的不等价格出售。同时，美国从西班牙手上夺得弗罗里达，强迫英国签约将领土控制延伸至大西洋沿岸，在美墨战争后购买了墨西哥95万平方英里的国土，将国界线延伸至太平洋东岸，控制了加利福尼亚金矿。

到了1837年，联邦政府在土地财政的帮助下，终于还清了所有的债务，而且国库中还有大量的盈余。土地出售收入占联邦政府收入最高年份达到48%。美国的版图已经延伸到了太平洋东岸。到1853年，国土面积达303万平方英里，比宣布独立时的增加7倍多。

源源不断的土地财政支撑了国债信用，最终挽救了联邦政府，改变了美国的版图。美国金融也因此注入了债券的历史基因。我称之为“土地财政模式”。

但是，土地财政引发了1837年金融大恐慌。这场恐慌迫使美国抛弃了土地财政模式，国会收回了卖地收入分配权。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实现了土地私有化，破除了土地财政的根基。战争后，美国工业持续增长，工业化的税收增量替代土地收入支撑了国债信用。

所以，政府的融资制度，决定了国家的前途。什么样的融资制度才是有效率的？诺斯概括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制度）能够使个人的经济努力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翻译过来是，创造增量的融资制度，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吃垄断租金的融资制度，与社会发展背道而驰。

税收、货币、债券，三大融资方式，可创造增量，也可创造垄断租金。

征税权具有垄断性质，关键问题是谁掌控这项权力。国王一旦掌控征税权，王的利益与国家前途必然相背而行。这类君主最大的仁慈就是“放水养鱼”。

铸币税就是货币租金，即通过通胀掠夺民众财富。在农耕时代，国王掌控着铸币权，通过削减金属含量、以次充好的方式收取铸币税。

教皇、国王打击高利贷，使用债市垄断权（特许经营），压低融资成本。他们吃的正是债券的垄断租金。

进入现代社会，这三大租金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03

大公地

现代国家的征税权，被关进了笼子里，解决税收租金。执政者的努力与劳苦大众首次汇合，形成一股强大的时代洪流。英国有小政府的基础，托利党人信奉斯密学说，废除谷物法、航海条例，开启了工业化及全球化时代。

但是，征税之手被捆住后，执政者开始转向铸币税。

这需要从央行的起源做起。工业时代早期，各国均没有中央银行，没有法定货币。那么，是谁供应货币？

当时的货币，主要是银行券。客户将金银寄存到私人银行，私人银行给对方相应数额的银行券。客户可以与愿意接受这种银行券的对象进行交易。所以，客户银行券是金本位货币，相当于金银的证券化凭证。

工业时代早期，货币是由大小私人银行发行的各类银行券。比如英格兰银行，最初就是一家由苏格兰人威廉·彼得森于1694年成立的私人银行。这家私人银行拥有铸币权，发行了自己的银行券，而具备同样资格的私人银行在当时有好几百家。

不过，英国政府特许成立这家私人银行的目的，主要是为其筹措战争经费。150年后，即1844年，英国皮尔首相推行了《皮尔条例》，英格兰银行从此走上央行之路。

《皮尔条例》是货币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条例规定不再增加私人发币银行，现存银行的货币发行额度受到限制。当时英格兰一共有279家私人银行拥有发币权，若银行倒闭则发行额度自然失效，其额度转移到英格兰银行。

这是货币国家化的关键一步。英国政府确认了英格兰银行的央行职能，负责发币、管理国债、保管黄金外汇等；同时，也确认了英格兰银行券的法偿性，催生了现代法币。

当然，这时的英格兰银行还是一家私人银行。即便垄断了发行权，英格兰银行也不能为所欲为，它必须严格恪守金本位的发行纪律【8】：

一是必须以黄金、英镑证券为抵押发行货币。条例规定：英格兰发行部可以用持有的1400万英镑证券以及贵金属作为发行准备，发行等额银行券。

二是刚性兑付。条例规定：任何人都可以按3英镑17先令9便士兑换1盎司黄金的比价向发行部兑换黄金。

即便如此，被限制的私人银行也不满，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对英格兰的货币垄断提出质疑。为了平衡利益，英国政府对私人银行许诺，若私人银行遭遇挤兑危机，英格兰银行需要为他们提供紧急贷款。

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白芝浩是《皮尔条例》的支持者，他在《伦巴第街》中将这一许诺概括为“最后贷款人”原则：“在金融危机时，银行应当慷慨放贷，但只放给经营稳健、拥有优质抵押品的公司，而且要以足够高的、能吓走非急用钱者的利率来放贷。【9】”

至此，金本位发行纪律 最后贷款人原则，成为了全球各国央行的标准版本。

美国一直排斥大央行，央行两立两废。自第二银行被迫关闭后，美国联邦及州立银行遍地开花，银行券繁多，鱼龙混杂。结果出现了五次严重的银行挤兑危机。1907年这次危机直接触发了美联储的诞生。

美国参议员、老摩根的朋友尼尔森·奥尔德里奇起草了一份组建中央银行的提案，目的是在危机时刻拯救商业银行。1913年，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案》，美联储宣告成立。美联储是一个典型的美式权力机构，利益交错，相互制衡。股权上看是私人机构，确保“最后贷款人”，决策权上看公共机构，确保金本位发行纪律。

金本位的发行纪律确实制约了央行为所欲为，但是当时的人们忽略了一点：铸币权正在推动政府、央行、商业银行“三江汇流”。这三股力量试图打破硬约束，制造一个巨大的稳定的“基本盘”：央行为商业银行兜底，商业银行为政府融资，政府为央行提供信用保障。

美联储成立的第二年，一战爆发，英法将黄金标准托付给美联储。后者小试牛刀，迫使黄金贬值，引发了第一次黄金信任危机。接着就是大萧条，小罗斯福总统直接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再过来是二战，金本位的发行纪律被战争打得体无完肤。

二战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崛起，丘吉尔连任失利，艾德礼工党政府上台。工党是英国左派政党，以费边主义为执政纲领。费边主义主张以民主选举夺取政权，进而掌控煤电、水利、铁路等所有权；对富人征税高额税收，给工人、农民及低收入家庭发放大福利。这种融资方式叫“费边模式”。

所以，工党政府一上台就把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英格兰银行彻底沦为“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手握铸币权的工党政府，在1948年宣布将英国建成福利国家。

如此，政府、央行、商业银行，加上福利主义者，四股势力正式汇流。剩下唯一的障碍就是金本位的发行纪律。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信用货币时代降临，机会来了。

只是这个机会还是晚了20年多到来。为什么？70年代欧美经济滞胀，保守主义崛起，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夫人上台，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捍卫了铸币权的独立性。

但是，好景不长。信用货币时代的铸币税，一直被这四股势力惦记着。1987年，艾伦·格林斯潘接替沃尔克执掌美联储，机会真的来了。老布什连任失败后，民主党的克林顿上台，引进了第五股势力——投资银行。浮动汇率刺激了投资银行迅速崛起，大量资金流向证券、债券、信托及衍生品市场，江河日下的商业银行渴望分得一杯羹。根据《联邦储备法》第13条第3款，投资银行，甚至“任何个人、合伙企业或机构发放贷款”，都受“最后贷款人”原则的保护。

如此，政府、央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及福利主义者，五江汇流，不放水都难。1999年，克林顿和格林斯潘推动出台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美国正式进入金融混业时代。该法案通过后，意味着投资银行正式入局，与商业银行一道享受“大而不倒”的待遇。

到这里，我们发现如今的融资制度已经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基本盘”——税收、货币、债券相互关联的“大公地”。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国债主要还是以税收为支撑，奉行周期性平衡财政。但是，危机过后，“国库通银库，银库又通钱库”，大财政、大央行、大债务携手登场。

这是一种高度系统化的垄断租金制度。美元与美债相互兜底，联邦政府与美联储互相“融资”。美联储直接购买国债为联邦政府融资，联邦政府为美联储发行美元提供国债抵押。央行持续压低利率，让政府及金融机构吃债券租金、货币租金。现代货币理论支持者有彻底“摊牌了”，他们认为，只要利率、物价顶得住，就可以无限发币为政府融资，而税收是启动货币的工具。

这种由税收、货币与债券构成的“大财政-大央行-大债务”租金盘，犹如一艘公共化的诺亚方舟，饲养了一大批吃租者。央行及法币制度、最后贷款人原则、公开市场操作、债券抵押物、福利政策等将他们的利益高度捆绑。

这就是当今世界的金融格局（租金模式）。人们在讨论金融分业好还是混业好。这艘船小的时候是分业，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就变成了混业。这艘船越大，看似越稳定，其实越危险。

当然，这个世界并不只有这一种融资制度。毕竟其它国家的货币不是“世界货币”，货币扩张受国际市场的约束。但是，一些国家采取了自己特殊的融资制度。在非开放经济体中，收集了美第奇模式、西班牙模式与土地财政模式，还有费边模式。（详见《通胀，还是通缩？》）

为何走到这一步？熟悉的声音挺多了，反而不易看清。最后，用奇葩的《大秦赋》对白结束本文：

李斯说:“府库如此充盈，粮仓漫溢，若再不开启一统天下之路，就要烂在粮仓里了。”

秦王说：“六国之民，多有不能温饱，解天下庶民于倒悬，时不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