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和国债各有什么优缺点「税收和公债相比有哪些区别」

我是卓言，我们一起终身学习，第237天。

每天一本书，今天我们来读《债务与国家的崛起》（下）

关于作者

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acdonald），英国经济史与金融史学者，曾经长期在金融投资界工作，研究领域为金融对于国家政治与历史的影响，曾在《金融时报》等刊物发表多篇评论文章。

关于本书

撰写于2003年，是麦克唐纳潜心多年研究与思考的结果。起初，麦克唐纳的初衷是撰写一部公债史，但随着写作的深入，他发现，公债的诞生，筹集与偿还，与国家的两大基本职能，战争与公共管理密不可分。最终，这本单纯关于公债的历史变成了一部同时涉及现代政治与金融制度起源的跨学科著作。

核心内容

为了向成员提供公共服务与保护，国家从一诞生开始就致力于获取尽可能多的收入。在向现代化国家演进的过程中，随着职能与责任的增多，国家的筹款能力和收入规模决定了它们在竞争中的位置。在本书中，作者麦克唐纳独辟蹊径，从金融角度解释了现代化政府首先在欧洲出现的原因。正是公债这种“以时间换取空间”，提前预支未来收入的筹资方式，让欧洲国家逐渐从封建王权统治转向现代化。

下面我将为你讲述，国债是如何倒逼欧洲国家，进行财政金融与政治改革的，以及国债相比税收，到底先进在哪里。

国家自从诞生开始，头号难题就是筹集资金，近代化的国家出现了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国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是如何普及，并最终迫使欧洲各国进行制度改革，从封建王权过渡到近代化政府的。

话说这威尼斯，通过发行国债，整个城邦的经济贸易是欣欣向荣，民间也诞生了许多银行家富商。很快，其他意大利商业城邦，比如佛罗伦萨、热那亚，也开始依样画葫芦，让意大利成了欧洲的金融中心。

据记载，各城邦政府和银行家富商，手里的现金是越来越多了，为了让这些现金流转起来生利，得给它们找个好去处。那么谁最缺钱呢？四下一看，就是欧洲其他地方的国王和贵族了。这是因为，欧洲各国国王和贵族，主要靠自己的封建领地上的收入过活，经济模式落后，收入有限。国王和贵族拿到手的收入，相当一部分是以实物形式交上来的贡品和地租，现金更是不多，取而代之的是各种五花八门的东西：粮食、布匹，甚至还有鸡蛋、火腿、葡萄酒、蜡烛头什么的。

这种收入水平，让国王和贵族平时过过小日子还可以，一遇到什么紧急事件，天灾人祸，那就捉襟见肘了。欧洲国王和贵族第一次普遍感到手头缺钱，就是1096年开始的十字军东征。理论上，按照封建时代的规矩，领主一声令下，底下的各级贵族就该带着骑士和随从，跟着自己远征。但问题是，从西欧到今天的巴勒斯坦，路途遥远，后勤补给是个大问题，国王和骑士们不能推着自己收来的鸡蛋火腿面包什么的上路，必须带够现金。而且，由于欧洲经济逐渐复苏，总体物价上涨，打仗的费用是越来越昂贵。大名鼎鼎的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一世，为了给自己凑十字军出征的费用，大肆卖官鬻爵，征收苛捐杂税，甚至放出话去“只要价格合适，我连伦敦都可以出售！”您听着新鲜吧，堂堂国王要卖首都，这缺钱缺到了什么份儿上。

于是，这些贵族老爷，不得不低三下四，去找这些平时瞧不上眼的市民资产阶级借钱。由于国王贵族不像其他生意人，有稳定的现金收入，而且借钱是为了筹备军费打仗，打胜了还好说，打败了就血本无归，所以借款的风险太高。这样一来，逼得银行家们，只肯采用短期高息借款的模式。

举个例子，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1337年入侵法国，揭开了英法百年战争的序幕。但是，战争刚打了3年，爱德华三世就发现，自己已经欠下了30万英镑的巨债，是他年收入的十倍，其中一半来自佛罗伦萨两个富商家族，巴尔迪和佩鲁齐家族。更恐怖的是，这笔贷款的年利率高达50%。为了还债，爱德华三世甚至把自己的王冠都抵押出去了，依旧是杯水车薪。到了1343年，囊中羞涩的爱德华三世索性宣布，停止还贷，直接导致这两个家族的破产，著名欧洲经济史学家卡洛·奇波拉把这个事件称之为“首次国际债务危机”。

不过，比起法国国王来，英国国王的赖账行为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作者说，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为了赖账，干脆在1307年串通教皇，诬陷自己的债主圣殿骑士团是崇拜魔鬼的异教徒，将其成员一网打尽，然后处决，吞没了骑士团的财产。接下来，在14和15世纪，两位法国国王腓力五世和查理七世，为了赖账，还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了给自己积极筹款的两位金融家，杰拉德·盖特和雅克·科尔。

那么，这种赖账行为，带来了什么恶果呢？就是在他们再次想借钱的时候，银行家索取的利息越来越高，抵押品越来越多，还款周期被定得越来越短，几乎变成了今天的网络高利贷。

在这种情况下，国王和贵族也曾想过别的办法来找钱，比如货币贬值或者找借口没收贵族的土地，但这往往会激发社会动荡，农民起义加贵族叛乱一起来。最后，国王发现，只能学习意大利城邦的经验，发行公债，拿王室的收入作为担保。1522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就发行了一笔二十万里佛的公债，按照今天的币值大概是五六百万美元，顿时缓解了自己的财政状况。到了1562年，法国王室每年支付的公债利息，大概是63万里佛，年利率8.33%，但是通过公债筹来的资金，是这笔钱的十倍以上。

法国人通过发行公债，大大缓解了财政状况。这让海峡对岸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看得眼红：他因为和法国打仗，挥金如土，花掉了将近90万英镑，把国库几乎败光了。

怎么办呢？亨利八世首先瞄准了罗马天主教会在英国的丰厚财产，他借口教皇不批准自己离婚，把罗马教会在英国的财产没收了，一下子为自己每年新增了13.5万英镑的收入。

但是，亨利八世一边数钱，一边发现，这事儿的后果并没有那么简单。本来，国王的权力有两个支柱，罗马的教会和国内的议会，这一闹，把教会赶走了，自己就更得依赖议会的支持，但议会的重要性越上升，它的权力就越大，也就越不听话。日久天长的，议会和国王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英国国王的收入本身就少，也想学习意大利、法国发行公债来救急，但议会存在的目的，本来就是制衡君权，所以国王的提案屡次被驳回。同时，英国当时的金融制度不发达，公债即使发行了也没什么人购买，结果搞得亨利八世，以及后来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还是得忍气吞声，从欧洲金融市场上借利息高的短期贷款来解燃眉之急。

为了还债，从亨利八世开始，历任英国国王，多次召开议会，想让议会同意自己多征税，或者发公债，但一次次地被否决。最终，矛盾在1640年爆发了，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胜利后，英国的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于1688年，从商业金融体制发达的荷兰给自己请回了一位国王，威廉三世。

当时的荷兰，已经凭借发达的大西洋贸易，成为富裕的“海上马车夫”，还把威尼斯那一套行之有效的金融体制搬过来，加以发扬光大。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成了新兴的欧洲金融中心。作者说，1650年拥有不到100万人口的荷兰，居然凭借丰厚的贸易利润和良好的政府信用，轻轻松松地支撑起了1亿330万荷兰盾的巨额国债，人均债务负担是法国的4倍还多，但居民生活水平依旧是欧洲前列。

荷兰发行的公债信誉有多良好？举个例子，1624年，荷兰政府委托承销商发行了一份国债，为围海造田募集资金，属于永续型国债。起初，这份国债的年息是6.25%。过了一百多年，到了18世纪，由于荷兰政府信誉良好，所以投资人同意，把每年拿的年息比例降低到2.5%。一晃，时间来到了1938年，这只债券还能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凭借悠久的历史和信誉，成为一种受欢迎的无风险金融投资产品。

这个威廉三世来到英国之后，就开始按照自己在荷兰的经验，帮助英国改造金融银行体制，包括建立英格兰中央银行，委托财政部发行永续公债等等。作者说，荷兰这样的商业共和国，和英国是互相需要。荷兰需要英国的海陆军来协助自己抵抗法国的侵略，英国需要荷兰成功的商业经验来改造自己的财政体系。在威廉执政之后，英国逐渐可以像荷兰那样，利用金融杠杆，获得更多的收入，承担更高的负债率。威廉三世在其任内，把英国改造成了一个类似荷兰的“代议制政府”，大政方针的决策权，也逐渐从国王和上议院的贵族手里，转到了下议院那些资产阶级商人和金融家手里。 到了1689年，英国政府的收入迅速达到400万英镑以上，净收入几乎是死对头西班牙的一倍，这就为英国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参与欧洲争霸提供了底气。

通过英国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现代化的金融财政体制，就好比是我们常用的电、自来水，或者煤气，如果想要善加利用，就必须围绕它建立一套类似开关、管道、阀门和电线一样的管理机构和法律制度。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英国耗费了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经历了两次革命，还砍掉了一位国王查理一世的脑袋，才完成了这个艰难的蜕变。

说到这里，有的人可能不满意，说西方国家想要钱还不容易，可以直接发动殖民掠夺去抢啊！这比借债加税还方便，西方国家的原始积累资金不是抢来的吗？这话也对，也不对。让我们来看看同时代的两个对照案例，西班牙和中国，就会明白，到了这个时候，单纯拥有传统意义上的财富——货币，并不能让一个国家变得富裕。

大家知道，西班牙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也是最早殖民美洲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整个16世纪，西班牙分别从美洲掠夺了153吨黄金和7439吨白金，让欧洲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从美洲拿到的大笔金银，给西班牙国王注入了底气，刺激了他们称霸欧洲的雄心。1516年继位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和随后的菲利普二世开始四面出击，同时和法国、荷兰、德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了无休止的征战。

一来二去，西班牙从美洲掠夺来的大量金银在无休止的战争中被烧光了，西班牙还因此欠下了巨额债务，陷入了长期贫穷，国力逐渐和英法拉开了档次。这是因为，西班牙的手工业、金融业都很落后，金银不是被用于战争开支，就是被封建贵族用于奢侈消费，或者购买西班牙自己无法生产的各种产品，没有被用于发展经济或者投资。那些从美洲掠夺来的金银，在西班牙人那里过了一手，最终落入了意大利与荷兰银行家的口袋，而西班牙，什么都没有得到。

同时，在遥远的东方，明帝国也因为镇压农民起义和对后金的长期战争，挣扎在财政破产的边缘。虽然每年明朝的总收入有3700万两白银，但军费开支几乎占了全年收入的60%以上。由于明代财政体系落后，土地税依旧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也不可能像英法荷等欧洲国家那样，利用国际金融市场借贷，发国债来支持战争；所以，明末的皇帝，只有用挖肉补疮、涸泽而渔的方式来压榨百姓，提高收入。比如，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加派在农民头上的税收“三饷”，高达白银2100万两。结果就是，战事还没有起色，农民已经被搞得彻底破产，活不下去了。

作者麦克唐纳总结说，现代财政金融制度与近代化国家，之所以能在欧洲兴起，就是因为欧洲国家小，官僚机构不发达，征税困难。而中世纪之后，频繁的战争，又让君主和封建贵族的开支大大增加，原本的封建收入简直是杯水车薪。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慷慨解囊的，不是威尼斯这样的商业城邦，就是日渐壮大的本国资产阶级。沉重的债务，让君主和封建贵族开始努力扩大收入来源， 更让他们主动选择了财政与政治制度改革：那些及早，主动完成了金融财政革命的国家，比如荷兰和英国，在日后的政治角逐中，往往就能拔得头筹，在贸易中能够积累更加雄厚的资本，在战争中也能获得更多的军费，最终获得胜利。相反，那些抵触财政改革的国家，要么如同法国，在一阵阵财政危机的阵痛中迎来了大革命；要么如同西班牙，在周期性的破产中，走向了沉沦。

同时，这场财政革命的重要后果，就是君主和封建贵族，不得不向新兴的资产阶级与市民让权，颁布法律制度来限制自己的封建特权，监督债务的支付，厘清债权关系。另外，比起税收关系，债务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以此为基础，逐渐衍生出了近代国家公民的种种权利。可以说，欧洲现代政治制度建立的开端，就是资产阶级和市民阶级，用“钱”这个金刚钻，在坚硬狭窄的封建国家制度上，硬生生地钻开了一个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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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源：得到听书·《债务与国家的崛起》朱步冲解读。欲读原文或电子书请移步得到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