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持有中国国债规模「外资持有人民币债券规模」
本报记者 吴晓璐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金融业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下一步,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切实转变开放理念,推动系统化、制度化开放。进一步完善金融领域各项配套制度,促进监管模式和制度体系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深入推进,外资不断加码布局人民币资产,持有国内债券和A股规模持续增长。
据《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外资已连续3年净买入国内股债。据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12月底,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持有债券3.04万亿元(剔除同业存单,下同),较2019年年底增长1.07万亿元。另外,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底,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近3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比例约4.8%。
市场人士认为,外资不断流入A股和国内债市,一方面是因为对外开放不断深入,外资投资国内市场更为便利,另一方面在于外资对于国内开放政策和人民币资产的认可。未来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需要交易、结算等制度安排和法务、评级等金融服务方面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丰富资本市场风险管理工具等。
对外开放驶入“快车道”
《证券日报》记者据中央结算公司和上海清算所数据梳理,自2016年以来,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持有的债券规模已经连续五年增长。2016年年底至2020年年底,外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持有债券规模分别为7975.93亿元、1万亿元、1.55万亿元、1.97万亿元和3.04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21.12%、20.79%、34.94%、21.47%和54.05%。
A股方面,去年12月28日,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中国资本市场建立3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境外投资者持股市值不断提升,外资连续3年保持净流入。
连续5年净买入债市以及3年净买入股市,外资连续3年净买入我国股债已是事实。
“以央行2016年3号文加速开放我国债券市场为开端,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进入‘快车道’。”招商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股票、债券市场的外资流入明显加速,规模上升,一方面在于国内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的开放政策和对境外投资者入市的便利、支持、放宽政策逐渐完善,另一方面在于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逐步受到国际投资者的认可,这体现为国际重要指数对于中国股债资产的纳入,和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长期投资者战略性选择增持中国资产,中国资产在全球的重要性上升。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当前世界经济背景下,外资持有A股流通市值和国内债券约6万亿元,说明人民币资产对于外资吸引力巨大。巨量外资能够进入到中国市场,但是并未形成市场的主导力量,这也说明我国股市和债券市场对外开放适度和充分。
进一步开放需着力四点
去年9月份,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配置人民币债券资产,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起草了《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有关事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市场人士认为,未来该措施落地后,将进一步便利外资进入中国债券市场。
“就目前而言,外资投资A股和债券市场的主要路径已经较为通畅,但也还存在一定的约束,未来一段时间的开放应主要是对现有境外主体投资渠道的进一步拓展和相关制度、监管、金融服务等层面的优化,为未来全面性开放做好准备。”谢亚轩认为,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四个着力点:一是改革和完善国内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以增强资本市场活力、深度和韧性;二是在交易、结算、账户等制度安排和法务、评级等金融服务方面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从而为境外机构进一步进入和参与国内资本市场(如信用债)创造条件;三是丰富资本市场风险管理工具,进一步发展衍生品市场;四是,境外机构普遍表示期待出台境外投资者保护的相关政策和法律。
田利辉表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根据中国具体国情有步骤、有顺序地进行开放。在适度可控和切实可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全面开放。A股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当前开放着力点,在于如何更好更多引进境外合格投资者和中长期国外资本,助力我国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此外,易纲强调,扩大开放后,相应的金融监管必须跟上。要构筑与更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和风险防控体系。加强监管协调,形成监管合力。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维护好金融稳定。
谢亚轩认为,对于更高水平开放而言,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的重点,是针对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上升和自由化程度提升之下双向波动的上升,所带来的风险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具体风险可能包括:一是外资流入与流出将海外风险传导至国内资本市场;二是较大规模的资金流动造成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或贬值;三是,企业投融资、利润受到海外流动性、汇率波动等影响。
田利辉认为,金融监管的侧重点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相结合的资金流监管。“我国要严防市场操纵,也要严防量化交易等境外资金带来非正常市场扰动。同时,我国也需要适度推进穿透式监管,防止国内资本绕道境外进行内幕交易等非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