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博弈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崛起「称雄华尔街」

华尔街的崛起之路

在东西方的文化中，梧桐树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东方，我们有句老话：“栽得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其最早的出处，便是《诗经·大雅》中的一首诗歌：“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

后世，人们把梧桐与凤凰的关系，浓缩成为“筑巢引凤”，比喻创造条件，引进人才。

在西方，最有名的一棵梧桐树，位于美国纽约的华尔街。1792年，距今230年前，即使在当时，那棵梧桐树也已经屹立了数百年之久。巨大的树冠，为日日聚集而来的华尔街经纪商们提供荫凉。

那一年，21个经纪商和3家经纪公司，在树下签订了众所周知的《梧桐树协议》。大家约定了交易佣金率的下限，并承诺彼此给与交易的优先权。

从那以后，这棵巨大的梧桐树，成为世人公认的华尔街标志，而《梧桐树协议》则被看作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起源。

又过了73年，1865年6月14日，这棵梧桐树在一次暴风雨中被刮倒。

虽然梧桐树倒下了，华尔街却在一次又一次的风雨中茁壮成长，从其貌不扬的无名小街，演变为可与世界强国比肩而立的金融帝国。

纽约最早的开埠，是由荷兰人完成的，因而得名新阿姆斯特丹。经过30年的建设，依托世界级的天然良港，新阿姆斯特丹成为荷兰人在北美殖民地的贸易前站。

日益繁荣的新阿姆斯特丹，让同在北美大陆的英国殖民者垂涎三尺，最终在1652年爆发了首次英荷大战。为了抵御英国人的陆地进攻，当时的的荷兰统治者彼得·斯特文森，决定在城市的北部建立一道防御城墙。这就是华尔街（Wall Street，直译为“墙街”）最早的来源。

后来，英军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攻入了新阿姆斯特丹，荷兰人战败了。于是，新阿姆斯特丹，更名为纽约（即“新约克”）。与“防御墙”一道留下的，还有投降的荷兰商人。

早在17世纪初期，荷兰人就发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将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保险，以及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地统一成一个相互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正是这样的契机，使得纽约从诞生之初，就一直保留了荷兰人的商业精神。

荷兰人不仅善于经商，而且是“郁金香泡沫”，这一人类有记载的最早著名投机活动的始作俑者。很自然的，荷兰人早在导演和参与“郁金香泡沫”时练就的投机技术，很快就被运用到了北美新大陆。

1666年，荷兰人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策划了北美洲历史上第一个金融操纵案。菲利普斯娶了位有钱的寡妇，婚后他用妻子的财力和当地的印第安人做生意。印第安人的皮毛是当时的畅销品，然而他们却不要金银，而是要求用贝壳串珠来支付。

通过购买并囤积贝壳串珠，菲利普斯在几周之内就控制了串珠市场，成功地抬高了价格。随后，他成为纽约最富有的市民，又和第二位有钱的寡妇结了婚，并将贸易范围扩大到东印度群岛和马达加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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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新生的美国进入了欣欣向荣的历史时期。

时任财政部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大量发行可交易的证券，包括国债、州政府债券、银行和保险公司发行的股票。这些新的可交易证券，大大增加了华尔街的证券业务量。

当时最热门的证券，是美国银行的股票，甚至连远在欧洲的资金，都参与了进来。很快，它就成为美国第一只“蓝筹股”。同时，它也启动了这个国家的第一轮股市投机狂热。

随着业务量的增长，华尔街的经纪人们在开篇的那棵梧桐树下，签订了众所周知的《梧桐树协议》。事实上，这是一个操纵市场价格的卡特尔（即同业联盟）。它让日后成立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只吸纳纽约最有钱的经纪人的封闭俱乐部。在长达175年的历史中，纽交所优先保证内部人受益，而包括投资者及非会员经纪人等外部人的利益，则被排斥在外。

这就导致，早期的华尔街，内幕交易盛行。充斥着各种投机活动的纽约，因而被憎恶任何投机活动的托马斯·杰斐逊斥之为：“一条人性堕落的大阴沟”。

纽约交易所的创立者之一威廉·杜尔，就是这样的一位内幕交易者。他也被后世的追随者奉为“此后300多年股市操纵者们的鼻祖”。

1789年，因两人的妻子是表亲，杜尔被汉密尔顿任命为财政部长助理。构建起“我在财政部有各种关系”的名声之后，杜尔迫于联邦法律禁止雇员参与投机的约束，选择了辞职。

此后，杜尔大举投机美国银行的股票，获益颇丰。在当时，市场盛传美国银行将会收购纽约银行。杜尔利用自己的关系，一方面用合伙人的钱做多纽约银行的股票，另一方面说服当时纽约最有权势的利文斯顿家族做空。

他这样两面同时“下注”的做法顶多只会牺牲掉他自己的信誉，对杜尔来说，他是非常乐意作这种“牺牲”的。最终，利文斯顿家族通过从银行提取金银、人为制造信用紧缩，用飙升的利率打爆了多头。

从这个时候起，华尔街和美国政府的精英们就一直竭尽全力地试图寻找到一条分界线，来区分像杜尔这样的无赖赌徒和受人尊敬的投资者，3个多世纪以来，他们的努力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

这场投机的最终损失，相当于当时纽约的房地产总值。因而，引发了美国两位开国元勋之间的理念之争。汉密尔顿推崇市场的作用，扶持和鼓励商业活动，主张政府要在建立金融体系和维护经济秩序中发挥积极作用。而托马斯·杰斐逊，憎恶投机，主张取缔所有的投机活动。

汉密尔顿通过财政部购买联邦证券等措施，最终让金融恐慌得以消退，做了货币和财政当局在金融恐慌中应该做的事情。然而，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杰斐逊及其支持者，在掌权后摧毁了汉密尔顿构建的体系，导致华尔街在监管真空中发展。虽然更自由，却也更容易在压力面前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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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有限责任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石得以奠定，美国各州通过了《普通公司法》，带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从1792年到1817年，联邦税收在25年内增长了9倍。

19世纪以前，在美国大陆长途货运极其困难，这也制约了美国西部的经济发展。1825年，伊利运河历时8年修建成功。从此，美国西部丰富的物产可以通过五大湖和伊利运河沿水路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纽约，成本只有原先的1/20，时间为原先的1/3。这不仅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巨大繁荣，也使纽约人口开始爆炸式增长，一举成为美国最大的经济中心。

修建运河显现出的巨大经济效益，直接引发了人们对运河股票的狂热追捧，并启动了华尔街历史上的第一轮大牛市。

在这轮牛市中，出现了现代华尔街投机者的原型。他的名字叫雅各布·利特尔，与杜尔不同的是，他是个独立的经纪人，没有任何政府关系，他主要借助市场的短期波动来投机获利。

利特尔喜欢赌股价下落，是华尔街第一个以“大熊星”的绰号而闻名的人。然而，他的经典战役，却来自对莫里斯运河股价上涨的准确判断。

1934年，市场飞速上涨，莫里斯运河是这次牛市的龙头股，但利特尔知道华尔街的许多大玩家已经卖空了这只股票，正在等待它的下跌。利特尔从中看到了机会，他组织了一个投机者集团悄悄地购买莫里斯运河的股票。

当那些卖空者为了交付而到市场上购买莫里斯运河的股票时，他们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利特尔和他的朋友们已经买断了这只股票，他们事实上控制了这只股票所有的流通股。正是通过这样的轧空操作，利特尔和他的同伙大发了一笔横财。

除了伊利运河的建成带来的经济繁荣，华尔街第一次大牛市的来临还源于当时杰克逊总统的金融政策。

一向厌恶欠债的杰克逊总统决心偿还所有国债，这一政策使得市场上的证券数量锐减，价格飙升——伴随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投机狂热，与之相伴的还有当时美国西部开发中愈演愈烈的土地投机。

憎恶投机的杰克逊总统决心彻底根绝投机活动，他强制推行《铸币流通令》，关闭第一美国银行，这些政策成功地抑止了投机，同时也终结了美国历史上第一轮大牛市，将美国经济带入了萧条之中，并使得华尔街从第一轮大牛市直接进入了第一次大熊市。

这次牛市终结和经济萧条沉重打击了纽约和华尔街。然而，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费城——这座纽约成为美国金融中心征程上的最有力的竞争者，由于负债累累导致遭受的打击更加沉重，从此失去了与纽约争雄的机会。

19世纪中叶最具变革性的新生事物无疑是铁路，它对世界的影响是直接而迅速的。铁路比运河运输效率更高，受到的地理限制也更少。无数小规模的地方经济，通过铁路网络连接在了一起，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品生产实现了规模化，从而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

同时，铁路对于钢轨、机车、车箱和煤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重工业企业的发展，并造就了第一批工业时代的产业大军和百万富翁。

在铁路的发展中，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相互促进的巨大意义显露无疑。铁路的修建需要巨额资本，巨大的融资需求使得铁路证券成为华尔街投资的主要品种。对铁路股票的疯狂投机与铁路本身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共同带领华尔街进入了一段非比寻常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第二个重大发明是电报。电报的发明，在彻底改变人类信息传递方式的同时，也对华尔街资本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世纪以前，除了依靠人力传递信息以外，人类唯一的通讯限于传递特定的单一信号。当时费城的经纪商最害怕满载着华尔街人的公共马车突然出现，因为这意味着那些独享伦敦消息的华尔街人又将在费城市场上小发一笔了。

及时准确的信息对于资本市场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在19世纪30年代，费城和华尔街之间铺设了一条旗语线。大约30分钟之后，纽约的开盘价格可以传到费城。

有了电报之后，纽约股市的开盘价格传递到费城，所需的时间从30分钟减为几秒钟。由于市场的大小永远也不可能超过通讯所能覆盖的范围，随着信息传播速度的巨大提高，华尔街对于其他地方性资本市场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加。这些地区性的资本市场被迅速边缘化，纽约从而一举确立了作为美国金融中心的地位。

这个时代的华尔街弄潮儿以丹尼尔·德鲁为代表。出身贫寒的德鲁，从贩卖牲畜起家。传说他有一天想到了一个赚钱的好主意。头天晚上，他让牲畜吃了很多盐，但一直不给它们水喝，次日早上去往纽约的路上有一条小溪，在那里渴极了的牲口一头扎进小溪狂喝起来，每头牲口都喝了几加仑的水，体重也立刻增加了很多，然后德鲁迅速把它们赶到纽约市，在那里把它们按斤论两地卖给屠夫。

来到华尔街，德鲁把这个伎俩用到了股票上，成为“掺水股”的大玩家。这是19世纪中期所特有的卑劣伎俩。事实上，掺水股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过是指股票发行总量超过实际投入资本。时至今日，这个名词已经从今天的华尔街上消失了，原因并不是这种做法不存在了，而是因为这种做法已经普遍化了。

德鲁的另一个经典故事，同样显示了他的狡诈。有一次，在纽约市最有名的绅士俱乐部，德鲁故意在离开的时候，从口袋中掉落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不论在什么价位，你能买到多少奥什科什股票（Oshkosh）就买多少。”

当时，经纪商们根据纸条推测，德鲁肯定知道一些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奥什科什公司的内幕消息，因此他们联合起来，购买了3万股奥什科什股票。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卖给他们股票的人正是德鲁。于是，股票价格以“每天12个点”的速度狂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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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的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真正改变了整个国家和经济的性质。

19世纪中期，黄金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金本位制带来的好处就是，在金本位制下经济几乎不可能发生通货通胀。原因显而易见，在金本位制下，货币供应会受到在背后支持货币发行的黄金数量的限制。

在19世纪早期，美国并不是出产黄金的主要国家。随着经济的繁荣，货币供应显得捉襟见肘。加州金矿的发现，使得大量黄金突然涌入经济之中。黄金的流入扩大了货币供应并且强有力地支撑了美元，经济在黄金的带动下也迅速繁荣起来，整个国家呈现一片大繁荣的景象。

在18世纪40年代曾经不愿染指美国证券的外国投资者现在一窝蜂地开始购买美国铁路债券和政府债券。

1857年，整个华尔街一片喜气洋洋，大批新交易商涌到华尔街来淘金。在每一个历史变革和经济形势乐观的时候，新股票都是投机者的至爱。同样，为了迎合新涌入的投资者的需求，“掺水股”在华尔街大行其道。

到1857年年中，繁荣的经济已经显示出了衰退的迹象。当时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纽约先驱报》坦言：“除了再来一场大崩溃，这一切还能以什么收场呢？”

到这个阶段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产量已经趋于平稳，曾经大大刺激美国出口的克里米亚战争和欧洲谷物的歉收也已经结束。因为没有市场需求，新英格兰地区的6000架棉纺机只能闲置在那里。股票市场中，大热的铁路公司股票开始大幅下跌。与此同时，华尔街上的经纪商和投机商中比较脆弱的人开始破产了。

此时，由于通信工具的提升，伦敦和巴黎市场还是很快就知道了纽约市场的困境，欧洲投资者立刻抽回投资于美国证券的资金，以购买更安全的国内证券。于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金融危机随之爆发。

这场危机带给纽约金融市场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一半的纽约经纪商都走向了破产，街边交易场所又变成了一座不见人影的“空城”。

19世纪60年代，美国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大的伤痛——南北战争。

华尔街帮助北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融资，使它最终战胜了因大量印钞而引发大规模通货膨胀的南方。成功引导北方走向胜利的华尔街，也在战争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和金融需求的催生下，走向了繁荣的牛市。在南北战争的4年中，华尔街的规模扩张了几十倍。

传统上，政府为战争进行融资，主要依靠征税和大量印钞，这是南北方政府同时能想到并做到的。而华尔街上年轻的银行家——杰·库克为北方政府所做的是南方政府所没有想到的。

库克没有采用传统上私下向银行和经纪商出售债券的方式，即私募发行，而是革命性地通过华尔街向公众发售战争国债，即公募发行。他告诉普通美国人，购买这些战争债券不仅是一种爱国的表现，也是一笔很好的投资。

在南北战争前，美国持有证券的人数远不到总人口的1%，但是库克使5%的北方人口购买了国债。到战争后期，库克出售国债的速度已经超过北方政府为战争花钱的速度。而与此同时，严重依赖印钞票支付战争费用的南方政府，面对相对于战前高达9000%的通货膨胀率无奈地接受了战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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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时期，华尔街上出现了一位典型的自我奋斗式的英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他既不是一个经纪人，也不是银行家，他从来不做投机活动，甚至基本上不涉足华尔街。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里，他成了这场大博弈的最重要的参与者。

范德比尔特16岁时，向母亲借钱购买了第一艘驳帆船。随后，这位冒险家在航运事业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航线远至中美洲和欧洲。

巨额的财富并没有使范德比尔特裹足不前，在将近70岁的时候，他看到了他所在的时代发生的一个深刻变化——铁路出现了。他毅然决定涉足铁路事业，尽管他曾在一次铁路事故中差一点被这种在当时还远不能称得上完善的新生事物夺去了生命。

范德比尔特无疑是19世纪最伟大的铁路经营者，但他却从来没有修建过一条铁路。相反，他购买铁路，并以无与伦比的效率来经营、扩张，尽一切可能把它们的作用发挥到极限。

范德比尔特的首个标的，是哈莱姆铁路发行的股票。经过仔细考察，范德比尔特认定哈莱姆铁路的管理不善，他相信他能以远远高于其他人的效率来经营这条铁路并盈利。于是，范德比尔特开始搜集筹码，买进哈莱姆铁路的股票。

范德比尔特并不对自己所做的事保密，他只是平静地把看空哈莱姆的人抛出的大量股票收入囊中。在这个卖空狂潮的背后，最大的卖家就是范德比尔特的“老朋友”——丹尼尔·德鲁，他是哈莱姆公司董事会的董事。

德鲁通过买通市议会的议员，取消了他们两个月前颁给哈莱姆公司的百老汇线路经营权，华尔街的卖空者满怀希望地等着范德比尔特第二天大出洋相。

但是第二天股票价格并没有下跌，相反它在范德比尔特及其朋友的持续买入下不断上涨。最后，从没有涉足过华尔街的范德比尔特在华尔街历史上最大的股票逼空战中击败了美国最老练的投机商。

原先卖空哈莱姆进行投机的市议会议员看到大事不好，立刻改变原来的立场，重新将公交线路经营权授予哈莱姆。范德比尔特于是允许股票价格下降到94美元，以便这些他将来还可能用得着的市议会议员以这个价格买到股票，以便让他们从卖空合同中解脱出来。

实力大增的范德比尔特，很快转向第二个标的——哈德逊铁路股票。由于有哈莱姆股票战役的牵扯，许多投机商认定此时范德比尔特肯定资金不足。对此范德比尔特并没有辟谣，相反，他让经纪人寻找“倒股票”的机会。

所谓“倒股票”，是指投资者卖出持有的股票，转而买入“看涨期权”，从而节约宝贵的现金。“倒股票”是股票逼空者可以以最少的现金实现买断股票的手段，但这样做让投机商更加确信范德比尔特真的缺钱。

于是，投机商大笔出售“看涨期权”给范德比尔特的经纪人，同时卖出手中持有的股票，因为他们确信这场逼空最终会失败。但是他们错了，范德比尔特有足够的钱，所有出售的股票实际上都被范德比尔特买入了。

1863年7月上旬，范德比尔特收网了。卖出“看涨期权”的投机商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哈德逊铁路股票的卖家。最终，范德比尔特与投机商达成和解，大赚了一笔。这次逼空战也被公认为金融操纵史上的杰作，范德比尔特一举确立了他在华尔街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此，《纽约先驱报》的评价是：“华尔街市场上从未看到过这么成功的股票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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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铁路控制权大战愈演愈烈，范德比尔特迎来了强劲的对手组合——老谋深算的丹尼尔·德鲁和两个年轻的投机家：古尔德和菲斯科，他们在华尔街共同演绎了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搏斗。

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集团的遭遇战是围绕着伊利铁路的控制权展开的。在这个时期的美国，纽约中央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和伊利铁路共同支撑着从美国中西部到纽约市的陆路运输。范德比尔特本能地意识到铁路本身是一个以量取胜的行业，因此他希望在这3条相互激烈竞争的铁路之间寻求妥协，以避免当时司空见惯的价格战。

可是，对铁路运营毫无兴趣、一心只想靠操纵股市大发横财的德鲁控制着伊利铁路，使得范德比尔特的如意算盘每每落空。被德鲁惯用的欺骗伎俩彻底激怒的范德比尔特，最终下决心再次动用他那曾横扫千军的百万美元——在华尔街收购伊利铁路的股票。这揭开了伊利股票囤积战的大幕。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19世纪中期美国政府的腐败是多么彻底。由于证券法律法规严重缺失，在股市中兴风作浪的投机商无一例外地都豢养和控制着忠实于自己的法官。事实上，股市投机者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腐败的立法官员竞相订立和随意篡改股市规则的游戏。股市博弈的结果，更多地取决于立法官员们侵害公权的无耻程度和技巧高下。

范德比尔特开始大量购进伊利股票，同时指使他所控制的法官颁布法令不得增加伊利股票的总量。而德鲁和他的盟友在范德比尔特还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已经指使他们控制的法官下达了完全相反的法令，并把大量伊利铁路的可转债券转成了股票，同时还印刷了数万张崭新的伊利股票。

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股票的美梦彻底破碎了，在他反应过来之前，德鲁和他的盟友在市场上全数抛出了他们刚刚“制造”的“掺水股票”，成功席卷了700万美元后逃离纽约。但这场战斗并没有结束，在随后的数月里，双方都继续疯狂地贿赂立法机构以使胜利的天平倾向自己，最终，两败俱伤的范德比尔特和德鲁达成了妥协。

硝烟过后，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个被疯狂的投机者和腐败的立法者搞得混乱不堪的博弈场时，终于意识到需要订立法律来健全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制度。然而，相关的法律还需要经过更多的股市阵痛，在70多年以后才会真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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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场精彩的伊利股权争夺战，双方打了个平手。在大战中，两位年轻投机家，出生于纽约州北部农场的杰·古尔德，和出生于佛蒙特州南部小贩家庭的詹姆斯·菲斯科，开始在华尔街崭露头角。

有趣的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正是他们共同入选伊利铁路董事会的时候。他俩都是如此的精明，以至于彼此一见面就立刻意识到对方身上具有自己所缺乏的东西。大战后，两人通过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黄金市场操纵大戏，证明自己是华尔街上最“出色”的组合。

彼时，刚刚结束南北战争的美国还没有实施金本位制，金币和绿钞同时可以流通，但是由于“劣币驱除良币”，黄金几乎从流通领域彻底消失。而在纽约的黄金交易市场，黄金的投机活动正如火如荼。

在当时的黄金市场上，只需要缴纳少量保证金就可以购买数额很大的黄金，这种杠杆效应使得黄金投机成为最为危险的，同时也是回报最为丰厚的投机活动。古尔德经过测算，发现纽约市场在任何时点都没有价值2000万美元的真实黄金供应。借助保证金交易，只要用相对来说很少的钱，他就可以买到价值超过整个纽约市场上黄金总量的黄金合同。

于是，他计划买断纽约黄金市场的所有黄金供应，从而逼空那些为套期保值而卖空黄金的国际贸易商。

为了实现这个美妙的计划，古尔德必须要保证做到一件事情：避免联邦政府的干预。当时，联邦政府的国库中，储存了超过美国整个国家一半的黄金。如果它们入市，黄金的价格将会一落千丈，而古尔德的计划也就会被彻底粉碎。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编织了一张关系网，设法结识了当时的总统格兰特，并使这位对金融一窍不通的南北战争英雄相信：政府应该让黄金市场自由运行而不得进行任何干预。很快，大众轻易地接受了“美国政府也是黄金囤积阴谋的参与者”这样的流言。

万事俱备之后，古尔德和菲斯科开始了他们的囤积操作，他们成功地控制了数倍于纽约黄金供应量的黄金合同，黄金的价格扶摇直上。古尔德和菲斯科与其对手的殊死搏斗吸引了从波士顿到旧金山的所有美国人的关注，因为古尔德集团正在囤积的东西不是普通的证券或其他商品，而是黄金——全世界通行的法定货币，财富本身的象征。

如梦初醒的格兰特总统最终意识到自己被古尔德彻底愚弄了，他下令干涉黄金市场。正当国库准备出售价值400万美元的黄金来平抑价格的时候，华尔街德高望重的经纪人詹姆斯·布朗出手了，出售了500万美元的黄金。

布朗做出这一举动，在当时的市场情况下是冒着非常可怕的风险的。然而，它的效果十分显著，黄金的价格掉头向下。

这场黄金恐慌，在给美国经济和华尔街带来巨大混乱的同时，迫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只要存在黄金和绿钞的复本位制，那么，黄金价格的投机就具有无法阻挡的诱惑。在这场黄金囤积案发生的10年之后，美国最终回归到金本位制。

黄金投机战后3年，陷于一场复杂感情纠葛中的菲斯科也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他的生命。随着华尔街这一代投机家离开历史舞台，一直是华尔街标志的西部拓荒的野蛮色彩也开始渐渐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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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北战争开始到菲斯科被刺杀，这非同寻常的10年标志着华尔街作为一个主要金融市场正式登上了世界舞台。

1873年，曾在南北战争中为联邦政府成功发行债券的银行家库克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美国当时最为显赫的库克银行破产了，这直接引发了一次波及欧洲市场的美国股市大崩溃，从而彻底结束了美国南北战争后的一轮经济和股市繁荣。

华尔街的恐惧通过大西洋海底电缆迅速传到了欧洲，欧洲市场也应声崩溃。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华尔街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

星期六上午11点，纽约证券交易所宣布无限期休市，这在其历史上是第一次。由于此时还没有中央银行，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决定从星期一开始在市场上买入联邦债券，以此向金融市场注入新的资金。随着崩溃的恐慌消退，证券交易所宣布它将于9月30日（星期二）重新开市，股票市场终于慢慢恢复了元气。

但是，这次大崩溃给整个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南北战争后的繁荣景象完全消失了。6年之后这次衰退才最终结束，美国经济逐步恢复过来。

19世纪的最后20年，由于各种因素的推动，美国完成了规模宏大的工业化进程，这是截至当时世界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1878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里还没有一家以制造业为主，但到了1900年，工业股票已经迅速成长为华尔街的股票主体。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钢铁产业白手起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钢产量超过了全欧洲的总和。

尽管有过昙花一现的繁荣，华尔街还是在持续低迷中度过了19世纪80年代。进入90年代，股市刚刚有转暖的迹象，却突然遭遇了1893年的市场崩溃，这引发了美国经济体系中一颗定时炸弹的爆炸。

南北战争后，随着美国逐步回归到金本位制，美国财政部于1873年开始停止铸造银币。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声势浩大的银矿工人罢工等政治压力下，国会于1887年通过法案，允许更为自由地将白银铸币，并规定了银币和金币的价格比。

当西部地区以空前的速度开采使白银的供应量激增后，白银逐渐贬值。再一次，按照“劣币驱除良币”的原则，人们很自然地选择使用银币作为流通工具，并开始收藏黄金。

于是，黄金开始流出国库，在1893年市场崩溃的打击下，形势迅速恶化，流出国库的黄金如滚滚洪流，并被整船运往欧洲。1895年1月，国库中只剩下了价值4500万美元的黄金，不到1亿美元法定黄金储备量的一半。

此时，一筹莫展的克利夫兰总统最终决定向J·P·摩根求援。摩根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华尔街新一代投资银行家的代表。不同于早年华尔街大部分的投机家，他信奉的理念是诚信为本。

在史无前例的工业化进程中，他和他所代表的华尔街人为美国这个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实体的新兴超级大国筹集了其迅速崛起所需的巨额资金，与此同时，他们还重塑了华尔街在美国公众中的形象，使得华尔街在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摩根创立的摩根银行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是全球最主要的金融机构之一。

摩根和他的同伴成功地为美国在欧洲筹集了1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同时摩根使出浑身解数，利用各种金融操作，平息了黄金外流。终于，到1895年6月，美国国库的黄金储备稳稳地停在了1亿美元之上。

这样，摩根凭借他无人可及的影响力和非凡的智慧，独臂擎天地挽救了美国，使其免遭一场金融灾难。这一刻，华尔街凭借自己的力量，真正地成为了一个世界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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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90年代是华尔街的转型期，1892年，纽约建立了一个大型清算中心，为经纪商的证券交割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在这一时期，《华尔街日报》的创始人道和琼斯将股市中主要股票的价格加权计算，得到了能够反映股市整体情况的一个绝妙而简单的方法，这就是今天广为人知的道琼斯指数。刚刚问世的道琼斯指数只有40点，1906年首度突破100点，1972年首度突破1000点。

同样是在这一时期，华尔街的银行和经纪人自发推行了在美国上市公司里强制实施普遍接受的会计准则，有效地遏制了此前华尔街上市公司乱做假账的恶习。同时，和文明一样古老的会计职业也在这个时期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注册会计师首次出现并从此成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力量。

到1900年，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通过大西洋海底电缆，纽约和伦敦两大金融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逐步走向一体化。此时的华尔街，在规模和影响力方面上已经可以与伦敦分庭抗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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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来临之际，华尔街爆发了历史上最后一次铁路大战。这次铁路股票囤积战的主角是摩根和一位与他同样声望显赫的犹太银行家雅各布·谢弗。

和摩根一样，谢弗也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名门望族。同样和摩根一样，在他一生中，他也对自己要做什么没有丝毫怀疑。1875年他定居纽约，并很快就成了库恩·勒布银行（Kuhn Leob Bank）的合伙人。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铁路的重新整合当中，库恩·勒布银行几乎与摩根银行同样重要。

1898年，谢弗帮助改组了联合太平洋公司，之后该公司又被E·H·哈里曼（E·H·Harriman）控制。哈里曼知道怎样去经营一条铁路，在职业生涯中他成功地改造过好几条铁路。他的运营原则是：唯一可以让公司增值的办法，就是让它在最好的状态下运行。在他的经营下，联合太平洋铁路成了一棵摇钱树。

1895年的美元救助行动之后，1901年经济繁荣开始回归，这时，哈里曼准备夺取联合太平洋公司的主要对手和竞争者——北太平洋公司的控制权。北太平洋公司的主要持股人是明尼阿波利斯的詹姆斯·J·希尔，希尔是摩根银行的客户，因此对希尔的进攻也就是对摩根的进攻。

谢弗毫不畏惧，他很快控制了绝对多数的北太平洋股票。而此时摩根还在欧洲，对此一无所知。当摩根银行最终察觉到这个偷偷酝酿的计划时，随即向摩根发出了一封紧急电报，摩根立刻回电批准了北太平洋公司的普通股购买计划。

等空头们意识到哈里曼和希尔两人正在竞相收购北太平洋公司股票时，一切都太晚了。他们在绝望中只好抛售掉手中的其他股票，并以高价买进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来履行合约。于是其他股票和债券的价格出现了雪崩似的下跌。几天之后，恐慌在华尔街蔓延，J·P·摩根和库恩·勒布银行只好签订紧急停战协定。两家银行都宣布不再购买北太平洋公司的股票，同时允许所有的空头以每股150美元的价格平仓，将他们从破产边缘拉了回来。

北太平洋公司一役是整个华尔街历史上最后一次铁路大战，它让华尔街好像又回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那个狂乱而又混沌的时代。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两个塑造了华尔街全新形象的人，却不无讽刺地成为华尔街上最后两个“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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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初阶段，美国经济极度繁荣，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正在创造一个现代工业国。在一次演讲中，卡耐基钢铁公司总裁查尔斯·施瓦布，向包括摩根和谢弗在内的美国新经济领袖人物畅谈起他的宏伟构想。

施瓦布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向在场听众阐述了他眼中美国钢铁工业的前景。如果钢铁工业进行一次大的合并，组建一家资产规模最大、同时也最高效的大钢铁公司，那么由于拥有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巨大优势，这家公司将击败英国和德国的钢铁公司，称霸世界钢铁市场。

为施瓦布的演讲所深深吸引的摩根，最终以4.8亿美元的价格买断了钢铁巨头卡内基公司，并成立了美国钢铁公司。美国钢铁公司的资本额高达14亿美元，近3倍于当年的联邦政府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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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盛况之下，谁也不曾想到，发生在遥远的西部小镇比尤特的铜矿之争，成为即将爆发的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直接起因。

在当时，电力工业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引发了对铜的巨大需求。来自布鲁克林的F·奥古斯塔·海因兹，凭借天生的探矿本领，借助蒙大拿州《矿脉顶法》提供的便利，经常从其他铜矿公司那里获得意外之财。最终，不堪其扰的统一铜矿公司的大老板们决定，与其让他们在比尤特的财产受到威胁，不如把这个讨厌的小暴发户买过来划算得多。

一夜暴富的海因兹来到华尔街，试图在这里重复并放大自己的成功。他控制了几家银行，开始了对铜矿股票的投机操纵。海因兹相信，他在比尤特的成功经验无疑能使他在投机铜矿股票的活动中占有天然的优势。

可是，纽约不是比尤特，在这里，他遭到了他的老对手们的强大阻击而一败涂地，他试图囤积的铜矿股票的价格一落千丈。这引发了一家又一家银行的连环挤兑，一场金融恐慌蔓延开来。

不幸的是，此时的美国缺乏一个能够印钞的中央银行来应付这场危机，罗斯福政府束手无策，只能将这个问题交给当时唯一具有足够影响力和声望来协调整个华尔街的人——J·P·摩根。

再一次，依仗摩根巨大的影响力，摩根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阻止了这场可能将美国经济拖入深渊的金融恐慌。

美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体，在危机中不得不依靠摩根个人来扮演中央银行角色，这一事实促成了美联储在1913年成立。这一年，成为美国金融历史的分水岭。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美国和华尔街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与金融危机的爆发相似。此前的数年里，欧洲大国之间勾心斗角，战争阴影持续酝酿。1914年6月，一名狂热分子在萨拉热窝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王储，这一事件立刻被欧洲各国的政治家利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欧洲主要国家都已经处在战争状态了。

在战争一触即发的1914年7月底，全球股票市场全线下跌。由于海底电缆已经将世界主要的资本市场联系在一起，当伦敦交易所宣布暂停交易时，全世界所有的卖单都集中到了纽约，华尔街别无选择，闭市是唯一的选择。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历史上，这是第二次非正常闭市。

1914年8月，人们普遍估计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将迅速崩溃。但事实是，短暂的出口影响之后，战争创造了对军需品和农产品的巨大需求，而华尔街也在经历了战争刚刚爆发时的短暂恐慌之后，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牛市。

对金融资源的争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的一个重要制高点。交战中的国家不仅需要物资，还需要购买物资的资金。4年的战争使得美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变成了最大的债权国。

到1918年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超越了欧洲强国，而纽约则超越了伦敦。欧洲长久以来享有的世界经济和金融霸权结束了，“美国世纪”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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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战争的突然结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次短暂而急剧的衰退，而后华尔街迎来了最著名的10年——20世纪的20年代。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蒸蒸日上，亨利·福特开创了汽车时代，美国财政部部长梅隆推行的低所得税政策使得居民收入大大增加，电力的运用使得生产率大大提高，并购浪潮风起云涌，此时刚刚出现的信用支付手段使得中产阶级一夜之间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购买力。

与汽车时代交相辉映的，是华尔街上高歌猛进的汽车股票。当时，投机家艾伦·A·赖恩决心在斯图兹汽车股票上一展宏图。

赖恩的父亲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主要的金融家之一，曾经掌管着纽约市的交通系统。子承父业的赖恩，很快成为华尔街非常有名的多头，他投资于一系列工业股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华尔街带来的牛市大潮中如鱼得水，大发横财。

1916年，他控制了美国斯图兹汽车公司。在不断买进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交易对手的卖空袭击。赖恩下决心杀空这只股票，直到空头们发出惨叫。尽管他很富有，但进行如此庞大的操纵活动仍显得资金不足，于是他开始用公司的其他资产甚至是个人财产做抵押，大量借钱。

到了20世纪20年代，尽管美国股市已经开始逐步摸索出一整套保证市场有序稳定发展的制度和程序，但是纽交所却和1817年它刚刚建立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差别，交易所成员依旧不择手段地操纵股票。

在赖恩成功囤积斯图兹股票的同时，他的交易对手，身为交易所成员的几位空头操纵纽交所宣布中止斯图兹股票的交易，希望通过修改交易规则来击败赖恩。

一名记者指出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交易所这么做缺乏法律依据。面对这样的责难，交易所发言人的回答是：“交易所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单枪匹马的赖恩巧妙地利用了公众对对弱者的同情，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交易所的当权派们投降了。

赖恩在此役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但也支付了高昂的成本。他的对手仍然控制着交易所，他们将他逐出了交易所，最后，他的财富在随后而来的熊市和做空袭击中被洗劫一空。交易所最终报复了赖恩，但在声誉方面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同样在1920年惨遭打击的还有通用汽车的创始人杜兰特。这位创造了世界上最大公司的实业家，为了在熊市中支撑股价，借债以保证金交易的方式不断买入，最终螳臂当车，个人财富在股市中丧失殆尽，通用汽车也成为了摩根银行和杜邦公司的资产。最后，只好靠经营一个保龄球馆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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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再次伴随着经济的繁荣起飞了。在此前的繁荣期，华尔街股市的涨幅和美国经济的增长基本同步，但这一次，华尔街的步伐明显快于美国经济本身，在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不到50%，可是道琼斯指数上涨了3倍。

在这背后，个人投资者可以使用杠杆，成为重要的推动因素。当时的投资者只需支付10%的保证金就可以购买股票，余额由经纪人支付。当时的资金链是这样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从美联储贴现窗口以5%的利率借出资金，然后倒手以12%的利率借给经纪人，而经纪人又转手以20%的利率借给投资者。

在这个不断飙升的股市中，人们已经忘记了什么叫风险，银行、经纪人和投资者对于如此高的利率背后所隐藏的风险置若罔闻。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的牛市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正在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杰明·斯特朗是一位资深的银行家，他深刻地洞察到这种股市狂潮背后所酝酿的风险，他开始采取各种措施“以防止股票市场灾难性的崩溃”。但不幸的是，他于1928年10月辞世，失去了斯特朗的美联储毫无作为，未能采取进一步的严厉措施，终于，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股市灾难——1929年的股灾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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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美国股市发生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崩盘。9月5日，市场开始下跌，10月29日，道琼斯指数一泻千里，跌幅达22%，创下了单日最大跌幅。到1932年，道琼斯指数较1929年的最高点下降了89%。

股灾之后，美国进入了长达四年的经济衰退，这一次空前绝后的衰退造就了“大萧条”这样一个专用名词。尽管很多人认为正是股灾才引发了大萧条，事实上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有这样必然的因果关系，它们背后共同的原因是美国实体经济长期高歌猛进后的必然衰退以及胡佛政府的错误政策。

胡佛总统误判了当时的经济形势。1930年，在股市大崩盘之后，胡佛签署了《斯慕特-霍利关税法案》，将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关税同时大幅提高。作为报复措施，其他国家立刻提高了对美国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于是，世界贸易体系崩溃了。

然而，面对急剧下降的政府收入和不断上升的政府支出，胡佛政府还在试图平衡政府预算。1932年，当美国经济正以自由落体运动的速度直线下跌的时候，胡佛竟然推动议会通过了提高税率的法案，而且幅度之大在美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另一个为这场崩溃“雪上加霜”的是美联储，它在本杰明·斯特朗去世后基本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美国经济和纽约股市摇摇欲坠的过程中毫无作为。

结果是灾难性的：失业率超过25%，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929年峰值时的50%。经济最可靠的先行指标——股市则一跌再跌，过去20年一直门庭若市的华尔街和宽街的交界处，现在变得冷冷清清，像一座空城。

1932年的秋天，当各种矛盾终于酝酿成一场危机时，华尔街出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短期国债的利率竟然变成了负值。

股市崩盘和“大萧条”虽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次惨痛经历，但也给美国经济和华尔街一次重塑自我的机会。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着手实施历史上以他名字命名的“罗斯福新政”，大幅度地改革美国经济政策，并着手对岌岌可危的华尔街进行改革，以恢复市场的信心。

1933年，美国取消金本位制，颁布《证券法》和《1933年银行法》；1934年，美国颁布《证券交易法》；同年，依据该法成立了美国证监会；1940年，美国颁布《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

《1933年银行法》的主要内容有两点。其一，美国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5万美元以下的银行存款提供担保，以避免公众挤提的事件再次发生。其二，严格限制金融机构同时从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摩根银行被一拆为二。这一分业格局直到60多年后才随着《1933年银行法》的废除而得以改变。

美国证监会首任主席是后来著名的肯尼迪总统的父亲——老肯尼迪。在他的治理下，华尔街开始逐步走入了正轨。随着保守势力的代表惠特尼的覆灭，反对改革的卫道士势力土崩瓦解，改革的步伐也大大加快。在此之前，华尔街上的所有改革都从未触动过交易所自身会员的利益，而这一次则完全不同了，它彻底改变了交易所的运行方式，使其开始真正为公众投资者服务。

至此，美国资本市场在自我演进超过百年之后第一次出现了关于证券发行、交易和投资基金的法律，也第一次建立了监管机构，这一系列制度建设形成了现代金融体系监管的基本框架，也为随后几十年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尽管罗斯福使出了浑身解数，他的新政也没有能够结束大萧条，大萧条实际上是因为“二战”而结束的。由于有了“一战”的经验，“二战”的开始并没有像“一战”那样立刻将股市带入低迷。反之，道琼斯指数还略微上涨。但很快，随着希特勒的节节胜利，华尔街开始了长达三年的下跌。

但事实上，在股市下跌的同时，美国的经济正经历着新一轮的高速增长。除了战争所创造的巨大需求以外，民用经济也持续增长。而在战争期间被严重压抑的民用需求，如住房、汽车、家电等，即将催生战后美国经济的大繁荣。

在这个历史时期，有两个人对华尔街的未来影响深远。第一位是查尔斯·E·美里尔，出生于佛罗里达州北部的杰克逊维尔城。美里尔是一个天生的推销员，他轻而易举地在华尔街打开了局面，结交了很多朋友。

美里尔的目光，转向了一群华尔街此前从未涉足过的新客户，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手中有可支配收入，当然也就有可供投资的资金，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投资或购买股票。这让美里尔看到了巨大的商机。

此前，美里尔的经纪公司承销过不少连锁店股票，由此启发他革命性地将连锁店的运营模式引入经纪业务。美里尔彻底转变了经纪公司的商业模式，他严格培训客户经理，让他们掌握经纪业务的基本知识；并且，美里尔在他们刚开始工作时就支付固定工资，而不是让他们完全依靠佣金过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的华尔街客户经理，其收入主要依赖于客户进行证券买卖时所缴纳的佣金，所以他们有极强的动机去鼓动客户频繁交易，不论这些交易是不是符合客户的最大利益。

美里尔还进一步利用广告，大力宣传他认为华尔街应该和能够成为怎样的一个地方，他对华尔街的展望是：华尔街应该成为一个安全的投资场所，在那里，你会见到很多诚信、专业的金融专家。

美里尔的新运作模式很快取得了巨大成功，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林公司已经成为华尔街上最大的经纪公司，总收入为4570万美元。最终，美里尔建成了分支机构遍布全美、规模前所未有的、庞然大物般的“美林帝国”。

另一个帮助扩展经纪业务客户群的华尔街人是本杰明·格雷厄姆，祖籍波兰的纽约新移民。格雷厄姆一直是一个优秀的好学生，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他获得了一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但他却对华尔街上的那些数字心向神往，尤其沉迷于研究政府发布的统计数据和华尔街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

尽管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从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然而这些报告的重点往往是银行家们最为关注的东西——贷款信用，因而并没有为投资者们提供太多有用的信息。

格雷厄姆发现，统计数据与公司年报中的信息对投资决策是极为有用的，简直就像是一座金山。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开创了一个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才正式命名的领域：证券分析。

格雷厄姆很快就出了名。早期由于没有足够的资金，他以提供分析报告的方式，收取投资收益的20%作为报酬。1926年，他开办了一家投资公司，管理45万美元的资产，短短3年之后，这个数目增加到2500万美元。

大萧条的第二年，格雷厄姆以为熊市已经结束了，就实施了一项激进的投资策略，事后证明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次失败。当年道指下跌了29%，他所管理的基金下跌了惊人的50%。到20世纪30年代结束的时候，格雷厄姆已经将他在大股灾前后损失的所有钱都赚回来了。

为了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格雷厄姆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授课，讲授他的投资心得。1934年，格雷厄姆和多德合著《证券分析》；1949年，他又出版了《聪明的投资者》。这两本书，都成为后世的经典投资著作，并深深地影响了股神巴菲特。

格雷厄姆被称为“现代证券分析之父”，他倡导的基本面研究和开创的证券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尔街此前盛行的投机风气，并为现代资产管理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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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的资金和新的参与者进入华尔街，1929年留下的大阴影终于开始逐渐消退了。有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号角并没有带来股市的繁荣，但当1953～1954年经济衰退的鼓点声渐渐来临时，股市却意想不到地起飞了。

1954年1月，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他将平衡政府预算以后，市场终于开始了强劲的攀升。由此，华尔街再一次迎来了长达10年的大牛市。

在这个时代，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包括一大批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保险公司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开始出现在资本市场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它们不仅推动了华尔街的发展壮大，也推动了美国社会养老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健全。

同样，也是在这一时期，科技的进步使得交易所的技术装备日新月异，新的股票自动报价机和数字计算机开始使用。

尽管这一切给华尔街带来了崭新的面貌，但是骗子仍然存在。这个时期的骗子当中，人们记忆最深的是安东尼·D·安吉利斯，他的不法行为将引发华尔街的另一次大变革。

安吉利斯是商品市场，特别是棉花籽油、豆油和豆粕市场的一名投机商。1962年，为了筹措投机所需要的资金，他将豆油的仓单售出，大部分卖给了美国运通公司的一家子公司——美国运通仓储公司。美国运通公司又将这些仓单转手卖掉，并且暗示为它们提供担保。然而，背地里安吉利斯不但卖掉了仓单，把豆油也卖掉了。

1963年，投机失败的安吉利斯，将旗下的植物油精炼公司申请破产，导致他的另外两家大经纪公司陷入绝境。第二天早晨，纽约证券交易所暂停了这两家公司的交易活动。两家经纪公司拥有3万名客户合计4.5亿美元的资产，随着这两家经纪公司被暂停交易，这些资产突然之间被冻结。

受到该事件的刺激，其他经纪公司的客户开始要求取出他们在经纪公司里的证券和现金，这有点像传统的银行挤提。加之时遇肯尼迪总统被刺，恐慌开始像瘟疫一样在华尔街上蔓延开来。

最终，美林和沃斯顿为首的华尔街经纪公司团结起来，采取了果断的自救行动，交易所出面为这两家经纪公司的破产承担责任，才使得这一次金融恐慌得以平息。为了防止今后单一金融风险再次扩散为金融系统风险，纽约证券交易所于1964年第一次建立了风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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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期，牛市结束。以共同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了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市场的交易量也逐年增高。个人投资者在市场交易量中所占的份额逐步下降，他们转而将资金委托给专业理财的基金经理们，明星经理在市场中声名鹊起，身价连城。

这一时期，明星基金经理抱团“漂亮50（nifty fifty）”，即大机构持有的市值最大的50只股票，与过去几年中A股基金经理抱团“核心资产”颇为类似。

激增的交易量使得华尔街的后台运作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突飞猛进的计算机技术有效地改善了这一情况。1965年，交易所将自动收报机与电子显示屏连接，使得在交易大厅里的所有人能够同时看到股价。

1971年，美林公司成为第一家上市的华尔街投资银行。随后，摩根士丹利、高盛等华尔街投行也逐步打破了不向公众出售股份的百年惯例，放弃合伙人制，成为公众公司。

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进入滞胀时代（即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同时存在），通货膨胀、越南战争、石油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股市低迷，使得华尔街再一次陷入困境，“华尔街即将灭亡”的论调再次出现。

面对一片哀声，此后的华尔街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首先，固定佣金制成为了历史。曾经，华尔街经纪人的固定佣金制和《梧桐树协议》一样古老。随着机构投资者力量的壮大，迫于其他市场的竞争压力，纽约证券交易所最终于1975年放弃了长达183年的固定佣金制。这标志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私人俱乐部”时代终结。

其次，形成统一市场。197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证券法修正法案》，该法案要求将全美的证券交易所和三板市场连接起来，形成统一市场。

再次，1971年的纳斯达克成立，敲响了美国步入新经济时代的钟声。纳斯达克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成就了微软、苹果、思科、英特尔、甲骨文、戴尔、雅虎、亚马逊、谷歌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并使得硅谷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摇篮。科技和资本的结合机制使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相对较长的扩张期，并引领了20世纪最后30年新经济的发展。

最后，随着华尔街上股票的市值越来越大，监管的力度逐步加强，想要在股票市场进行早期华尔街那种股票囤积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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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证券市场的监管不断加强，但是商品市场却不然。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纳尔逊·巴克·亨特和他的兄弟威廉·赫伯特·亨特，共同主导的一起白银囤积投机活动再次唤起了人们对于久远历史的记忆。

1933年，当美国放弃国内金本位制时，仍一直保持着从威廉姆·詹宁斯·布赖恩时代就开始的银本位制。银币的面值和它作为一种贵金属的本身价值基本相同。

白银和黄金不一样，它有着极广泛的工业用途。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对白银的需求迅猛增加，白银的产量供不应求，联邦政府发现这种政策难以为继。

美国政府最终被迫放弃了银本位制，财政部开始回收白银券，并降低银币中的白银含量，甚至有的银币中完全不含白银。又到了“劣币驱逐良币”规律发挥作用的时候了，这让亨特兄弟看到了在白银上的机会。

1971年，尼克松总统切断了美元与贵金属的最后联系——他结束了国际金本位制。随着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作为后果之一，黄金和白银相对于美元的价值也逐渐增加。然而，当时的美国公民如果以金条的形式持有黄金是非法的，因此亨特开始购买白银。

到1979年，亨特兄弟已经囤积了大量的白银，总量超过2亿盎司，基本上相当于公认的白银流通总量。蒂芬尼公司甚至暂停白银首饰业务，以便将其所有的商品在一个更高的价位上重新标价。

这年年末，白银市场上的卖空者开始消失了。1980年1月初，白银价格高达每盎司50.06美元，黄金与铂的价格也飞涨到了前所未见的高度。但是，困扰每一个囤积商的问题现在也使得亨特兄弟陷入了麻烦。

他们用白银作为抵押品，以支付保证金的方法大量举债购买白银，而在通货膨胀日益恶化的这些年里，基准利率已经高达19%，巨额的利息支出，即使对富有的亨特兄弟来讲也如同噩梦一般。

此外，正如110年前的黄金囤积投机一样，美国政府拥有大量以银块或尚未流通的银币形式存在的白银储备，那是可以将囤积者一举击溃的撒手锏。

最后，随着白银价格上涨到10年前的10倍，许多因常年亏损而关闭的银矿由于有利可图又重新开始运转起来了。与此同时，数以万计的美国家庭认定，此刻是将他们祖母留下的那些样式丑陋、长久不用的银质茶具变成现金的最好机会。

随着市场上白银供应量逐步增加——而亨特兄弟几乎是市场上唯一的买家——白银的价格开始回落，亨特兄弟被迫去借越来越多的钱以支持银价，直至耗尽他们原先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财富。

这场轰动全美的操纵案最终以亨特兄弟不可避免的失败而告终，尽管华尔街的许多机构卷入其中，但美国的银行和美联储迅速采取紧急措施，成功地阻止了恐慌的蔓延。

随着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华尔街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计算机以及互联网技术的逐步普及，使得人类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实现了全球化，并使得世界金融市场实现了一体化。

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卡特政府无力应付那场异乎寻常的通货膨胀，美元的购买力每年以12%的速度下降。里根和卡特不一样，他愿意采取措施来结束通货膨胀，在里根政府的支持下，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狠狠地踩了一下经济的“刹车”，他大幅提高贴现率，其他利率随之升高。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优利率本身已经达到了20%。这一举措将失业率推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10%，公司盈利锐减，道琼斯指数狂泻20%，跌到了800点以下。报纸和电视新闻里充斥着里根也要成为“一任总统”的论调。

但是，随着通货膨胀压力减退，1982年夏天，美联储开始降低贴现率。股市作为经济的先行指标，1982年道琼斯指数第三次突破1000点，此后它再也没有跌破过这个数字。

很多人看到如此短的时间内股市急速上升，不由想起20世纪20年代的伤痛记忆，于是，“很快将会有一次大调整”的论调开始充斥市井。1987年8月25日，道琼斯指数达到了顶峰，随后各种令人担忧的消息开始越来越多。

10月16日，市场单日下跌17.5%。10月19日，星期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影响开始完全显现出来了。规模较小的亚洲市场——例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一开市就开始狂跌，接着是伦敦。最后，华尔街开始暴跌，到下午4点闭市时，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2.6%。

两家老牌且很有声望的投资银行——E·F·休顿银行（E. F. Hutton）和L· F·洛希尔（L. F. Rothschild）宣告破产，其他60多家小公司也未能幸免于难。这种情形不由让人想起1929年。

在1929年是保证金要求和卖空造成了市场大跌，而在1987年是程序化交易和一些用资产组合保险理论管理的基金加剧了市场的下滑。

尽管这一次市场崩溃来势凶猛，而且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得这一次股灾波及世界其他金融市场，但是这一次股市灾难中的人们的命运却并没有那么悲惨，与60年前的人们不同，他们已经学会了分散投资。

1987年的股市危机期间，美联储对市场进行了救助，以免股市危机演变成全国性恐慌。在挽救此次危机的行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此时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格林斯潘。他所做的正如60年前的斯特朗所说的那样：“对付任何此类危机，你只需要开闸放水，让金钱充斥市场。”市场恐慌很快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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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上所有的繁荣时代一样，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各种新人和新思想不断涌入华尔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华尔街，涌现了两位著名人物。

第一位是底特律酒吧老板的儿子伊凡·博斯基。虽然1975年就来到了华尔街，但他的职业生涯到了1982年的股市回暖和杠杆收购业务兴起时才真正起飞。

传统投资银行的赚钱方式是把私人公司公开上市，即以一定价格买下私人公司的股票，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在股市上卖给大众投资者。而杠杆收购的做法正好相反，它通过将已公开上市的公司私有化来赚钱。

在操作上，杠杆收购通过借债获得的资金买断上市公司的控股权，然后再用公司未来经营中的现金收入来偿还债务利息。杠杆收购成功的关键在于准确预测出目标公司的现金流，并由此决定它能借多大规模的债来实施杠杆收购。

博斯基靠风险套利来赚钱，他首先买入一家潜在的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一旦收购完成，一般来说，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会上涨，这时他就将股票卖掉，狠赚一笔。在这种操作中，他只有一个风险，那就是：如果收购没有实现的话，他就只好自己兜着了。

为了提高成功的概率，博斯基开始编织一张由那些愿意为他提供内部消息的银行家和经纪人组成的网络，他用装满现金的箱子去换取自己所需的内幕信息，最后锒铛入狱。

另一位是会计师的儿子迈克尔·密尔肯。他有着非凡的分析能力，像100年前的J·P·摩根一样，只需扫一眼就能掌握一张资产负债表的内容。由于时差原因，他每天凌晨4点（相当于纽约时间7点）起床去办公室开始为纽约的开市作准备。

密尔肯开创了著名的垃圾债券市场，他认定这种信用等级很低的债券的潜在回报高于其孕育的风险，所以是很好的投资。密尔肯还意识到，发行垃圾债券可以为由微处理器出现所引发的一系列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必需的资金。

新技术领域的公司当然蕴藏着风险，但是其潜在的回报足以补偿这些风险。密尔肯把这一哲学运用得淋漓尽致，扶持了诸如美国有线新闻网等公司的起飞。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杠杆收购热潮的兴起，密尔肯和德莱克塞尔公司也开始用垃圾债券为杠杆收购提供融资。但是，就在那一年的年底，伊凡·博斯基为了能够减轻罪责，开始指控别人，他指认密尔肯也是他获得非法内部信息的一个来源。

他最终被判入狱10年，并被处以6亿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商业史上对个人的最高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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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最后10年，美国股市进入了一个一日千里的时代，截至1999年夏天，道琼斯指数较1990年年初上涨了400%，较1980年年初上涨了1300%。此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每天的日交易量比20世纪40年代任何一年的年交易量都高。

20世纪90年代后期，雅虎、亚马逊、谷歌等一大批互联网公司在资本市场的推动下发展壮大，互联网成为改变经济格局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也给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网络股的兴起、网上投资的出现是华尔街所能感受到的最直观的变化；同时，互联网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无疑也加速了正在进行之中的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一体化后的世界金融市场如何面对跨越国界的金融监管，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我们看到，在长达350年的历史中，华尔街历经多轮周期风雨，通过自我的蜕变，完成了一次次的救赎，成长为举世瞩目的金融帝国。

有趣的是，华尔街不仅是美国金融的代表，其在无意中也塑造了现代美国的社会文化。

南北战争时期，巨大的融资需求让华尔街几乎在一夜之间仅次于伦敦，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许多经纪人并没有正式组织来开展业务，有人甚至连办公室也没有。到了1863年，场外的交易量已经多达每天100万股。

在这种交易的狂热中，经纪人中午不再有时间回家吃饭，而南北战争前他们每天可以有规律地回家吃午饭。为了满足经纪人在紧张工作中吃饭的需求，快餐店第一次出现了。

从此，快餐店成为每个美国城市商业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美国人的快餐情结正是从华尔街开始发展起来的。并且，100年之后，也正是通过在华尔街上市，快餐业才在20世纪60年代从夫妻店发展为全国性的连锁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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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报发明之前，快递公司已经在纽约市和其他城市之间运送证券和钞票了。

1840年，波士顿人阿尔温·亚当斯（Alvin Adams）就开始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专门从事这项业务。一旦电报投入应用之后，快递服务对维持纽约金融中心的主导地位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有趣的是，许多这些最初为运送钞票和证券而成立的快递服务公司，后来都转行进入银行业和经纪业。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和富国银行（Wells Fargo）就是如此，而华尔街历史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丹尼尔·德鲁（Daniel Drew）的经历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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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兴工业经济基石的钢铁也彻底改变了华尔街的外观。

许多建于19世纪50年代的陈旧的6层小办公楼被一一推倒，让位给“摩天大楼”（skyscraper）——这个词在1883年才被创造出来。钢铁建材的出现和电梯的发明使摩天大楼成为可能，而纽约狭小的城市面积更使得摩天大楼的大量出现不可避免。纽约古老街区里窄窄的街道从此开始熟识摩天大楼巨大的投影和楼宇之间漏出的些许阳光。

这种趋势引起了市民和市府官员们的警觉，当40层的“衡平保险公司大厦”（Equitable Building）在雪松大街和青松大街之间的百老汇上开始建造时，它严严实实地占据了整个街区，这直接导致美国第一部城市规划条例的颁布。

在中国的近代史中，一直有一个让众多经济学家及历史学者困扰的谜团：

为什么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英国和日本会先后战胜满清中国？

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经济史专家麦迪逊估计，按当时可比价格计算，清政府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英国的4倍和日本的5倍。如此悬殊的国力对比，到底是何原因使两个入侵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

诘于此问，中外史家众说纷纭。结论多不外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入侵帝国的坚船利炮。这虽然不失为主要原因，却仍显笼统和肤浅。

对此，长江商学院梅建平教授，给出了新的视角：国家间融资能力的差异。

战争胜败，诚然取决于战场上的将士之勇。其背后，比拼的更是对手之间的经济财力，即双方的国防经费。如以GDP来看，满清确实更胜一筹。然而，由于完善的资本市场的存在，使得英国和日本在战争经费的筹措方面，还可以动用强大的现代融资工具。

从政府财政来源的角度来看，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渠道十分有限，不外是苛捐杂税，乃至非常时期的卖官鬻爵。由于朝廷上下官员贪婪腐败，常常中央政府一两银子的财政收入经层层盘剥累加之后，到了百姓头上就变成了三两的赋税。因政府集资手段原始，效益低下，故不仅民负重大痛苦不堪，且政府军事财力也十分匮乏。

再反观英日两国，其不但有较为有效的税收渠道，更有非常制度化、便利的金融手段——向资本市场发放国债，直接向百姓借钱。以如此方式变剥夺为许诺，英日政府不但顺利筹集到大量军事国防经费，更直接推动了两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这就导致，看似强大的清政府，在打仗的节骨眼上却拿不出足够的钱来！

由此，可以看出，现代资本市场的意义，早已超出金融本身，而是深深透入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成熟而又发达的资本市场，已然成为现代国家的标准配置。

这大概就是，自1990年我国恢复资本市场之后，不但没有关闭，反而日益重视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