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刘安国国民党将领」
作者简介
张发奎（1896—1980），广东始兴人，国民党军二级上将。出身贫寒，16岁从军，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警卫营长。北伐战争期间，率第四军第十二师在汀泗桥、贺胜桥连创吴佩孚部队，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张发奎也被称为“铁军英雄”。抗日战争中，他从淞沪到百色，从华东到西南，指挥过近50万国民党各个派系军队同日军作战。抗战胜利时，为广州战区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最高长官。1946年任广州行辕主任。1949年3月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同年6月底辞职，到香港定居。
图书简介
本书是张发奎晚年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口述的自传，因涉及大量敏感人事隐秘，他要求部分章节内容须在自己身后才可发表。传中不仅缕述了张发奎与蒋介石的复杂关系及不同时期张发奎对蒋介石的看法和评论，更道出了国民党内的种种秘密，比较了他眼中国共两党及人物的品格，词锋极为犀利。他对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白崇禧、汪精卫等的批评，都直言不讳。
本书访谈者以张发奎私人日记、电报、信函、公文为线索，按年代询问张发奎在每个历史事件中的亲身感受与目击真相，且与有关军政人物的访谈记录、历史文献核对考证；译者为书中涉及的风云人物加注了简历，配印了100多幅珍贵照片、作战地图、战斗序列表等。因此，本书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堪称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也是一部具体而微的北伐、抗日、国共战争史。
精彩片段
【早年岁月（1896年至1920年5月）】
武昌官校有一千多学生，这是我首次有机会接触外省人，但他们都同我差不多。由于人数太多，学生中具有革命倾向者占多少我不能确定，我们不得不从事秘密工作。我和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其主要成员是来自广东陆小参加过中华革命党者，非粤籍的成员包括浙人。
在中华革命党的影响下，1916年初，驻扎在武昌的炮兵旅计划举义，我校几百名学生打算响应义举。我们向校方申领军火弹药。可是学校根本没有贮存军火，我们碰了壁，起义也失败了。
这时国文教师告诉我，我上了黑名单。所以我爬墙逃到汉口英国租界，和我一起逃跑的有司徒非、林杰兴和樊崧甫，他们都在黑名单上。我乘上一艘英国轮船去了上海。
我们愿望加入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运动，樊崧甫要我们参加浙江省的反袁军。但是，我们三个广东人都想回到广东参加朱执信领导、总部设在四邑（指台山、开平、新会和恩平，在广州西南二三百公里处）的反龙（即龙济光）之役，那时邓铿正负责东江之役。
就这样，樊崧甫独自去了浙江，我们三人经上海去香港。我们在早先抵达香港的反袁同学中了解朱执信的情况，此时薛岳、林直勉、谭惠泉、梁树熊等人已从安南（今越南）河内的法国监狱获释，到澳门找到了朱执信，其他同学加入了陈炯明或徐谦的队伍。林杰兴和我决定去澳门看望薛岳等人，由他们介绍，我俩加入了朱执信的机关。
在澳门，我见到了朱执信、邓铿、廖仲恺以及古应芬。邓铿和廖仲恺是东江地区的客家人，朱执信和古应芬是我们通称的“番禺捕属”，他们是跟着大官到广州做胥吏的外省人后裔。这些外省人在衙门中任书吏，统称“老夫子”，俗称“师爷”。由于他们中间许多人祖籍浙江绍兴，所以不论他们究竟是否来自绍兴，统称“绍兴师爷”。当携带他们来广州的官员调走时，他们却留下来了，有时他们继续为新上任的官员任事，有时离开衙门以撰写讼状为生，聚居在广州附近的番禺。那时广州并非广东省省会，广州的一部分是南海县，另一部分是番禺县，这两个县都隶属于广州府。他们的后代与粤籍人氏广泛通婚，通常都受过良好教育，能找到好差事。他们常常收取厚酬充当枪手替富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被视为百分之百的广东人。胡汉民与汪精卫也都是所谓“番禺捕属”。
朱执信组织了民军，其中包括从台山招募的土匪——俗称“大天二”，以及粤军、学生等。民军有数百人，大多是粤籍人氏。土匪占了多数。梁盛与其他粤军首领是有革命思想的，他们的喽啰很顺从首领。梁盛去澳门见朱执信，朱要他攻打江门与新会。鉴于反袁革命没有独立的军队，朱执信饥不择食，当然朱执信担心梁盛部下不守军纪，所以他派我和司徒非去监管梁盛。
我俩是徒手前往的，因为澳门法律不准藏有枪械。估计梁盛们不会给我俩配发武器，我俩抱着赴死的决心出发，每人带着一盒香烟，其中有一些含剧毒，备作被俘后熬刑不过自杀之用。虽然囚犯会被搜走身上财物，但通常可以保存香烟。
梁盛服从我俩的指导，因为我们是朱执信派遣的。我们帮助梁盛指挥他的部下攻打江门，像民军军官一样，我俩穿着黑色的生丝新裤。战斗持续了几小时。这是我的第一次战斗经历。当时我只是个大孩子，我当然害怕，听到枪声就发抖。战斗全面铺开，龙济光增援部队到达后，我们很快被击败和溃散了。梁盛为了表示效忠朱执信，乃派遣一个土匪护送我与司徒非去澳门向朱执信报告。
司徒非和我在路上被地方民团截住了，他们问我俩是新军还是旧军。旧军是指龙济光的济军。我俩说隶属新军，刚被龙济光部打散。他们绑起了我俩，看上去要枪毙。司徒非是开平人，想说服他们让我俩去香山，但是枉然。在此关键时刻，有一个在当地具影响力的老人来到现场。他说，不管我们是什么军，都应该放掉，如果有必要，别人也会解决我俩。他的意见占了上风，我俩保住了性命。于是在那个土匪陪送下到了澳门。
司徒非与薛岳同朱执信留在南湾花园。李扬敬、徐景唐、张达、李章达与我住在何隆兴街52号一楼。
然后，朱执信派遣王超、司徒非、薛岳、徐景唐、李扬敬和我去邓铿的石龙总部。我们被安排了卑微的职位，黄埔陆军小学第四期学员周演明当副官长，邓信任他。由于不堪忍耐他的傲慢态度，王超、薛岳与我回到了澳门。临走前，王超写了封信解释我们辞职的原因，由我呈交邓铿。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了。我和同学们看到报纸上登载通知，要我们回到武昌陆军中学。朱执信认为我们应该回校。所有同学都决定回校，唯独我不想回去。朱执信给回校的同学都发放了路费，他自己也离开了澳门。
薛岳、我以及其他十位同志滞留澳门，以朱执信临走前留下的500元钱维持生活，暂住的三间房每月必须交纳20元钱房租。我们当然要吃饭，当500元钱用完时，我们打算以赌博维生。几个月后，薛岳和我决定去香港。我们收受了几百元钱的孙中山公债券，那时是属于非法的。薛岳揣着债券，一到香港就被捕了。我去寻找驻港机关。到那儿时，我见到薛岳与几个警察。他宣称自己是机关雇用的厨子，我也编了个谎话。最后邓彦华用钱把警察打发走了，薛岳被开释。薛岳与我烧毁了公债券，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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