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税收制度 已经变成了一个笑话了吗英语「美国税收制度2019」
转自 后厂村体工队
注：为方便阅读，本文货币单位皆为美元。
1985年，美国总统雷纳德-里根在白宫西翼召见多位参议员，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包括在内。会晤期间，比尔-布拉德利对着总统开了个玩笑：
“总统先生，我们是都支持税改的。你的原因是你当演员时挨了90%的边际税率（注：即90%的收入都是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要缴重税），我的原因是做职业篮球运动员（我的身体）本身是就是个贬值资产。我们都得承认，这个体制已经崩溃了。”
彼时比尔-布拉德利已经从NBA退役近十年，被选进了奈史密斯名人堂，成为尼克斯队史第四位得到退役球衣待遇的球星。但篮球早已经不是他人生的主题，1985年的他，作为深耕新泽西和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代表，在一个共和党领导的白宫和参议院获得了极大话语权——放在今天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
比尔-布拉德利
布拉德利的传奇之处就在于，他在篮球世界已经走到了很高的位置（毕竟是第一位拿下NBA、欧洲、奥运会三大篮球赛事冠军的“满贯王”），但某种程度上，篮球更像是他的副业。
出身优渥的他毕业于藤校普林斯顿大学，拿到过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奖学金，是精英中的精英。早在大学之时，他就从未停止对政治的参与和关注，刚退役就成功当选州参议员，得到了左右美国立法方向的权力。
顶级学府的浸染让他从政后也颇有知识分子之风，在参议院有了“政策专家”的绰号，擅长研究复杂的改革方案。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全身心投入到了一项毕生事业——税务改革——中去。
1983年，也就是他从NBA退役仅六年后，他与密苏里州（他出生的家乡）众议院（当时属于民主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联手推出了一项旨在降低税率、堵住漏洞的税改法案，名为《公平税收法案》。
美国立法机构要通过任何法案，都需要层层游说、拉票、修订和最终投票，一直到1985年布拉德利在白宫西翼试图说服里根总统的那一天，他的法案都还没有成为现实。
但里根几乎立刻就被布拉德利的法案吸引了。毕竟，减税至今仍是共和党人竞选的主旋律之一。只不过这税具体要怎么减，谁又将获益最多，这就是一摊烂账，除了政客、经济学家和专为富豪阶层服务的财务专家之外，其他人基本不可能掰扯透彻。
而布拉德利就是想把这个事掰扯清楚的人，1986年夏天，参议院投票通过了他的法案，仅有三票反对，两党的通力合作成为了美国重大立法的楷模，以至于多年后布拉德利还因此受到歌颂，在2018年获得了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奖。
而这次税改的主要内容，就是简化税制（把15个税级减到4个），降低最高税率（从50%变成28%）。降低个人和企业的边际税率，降低资本利得率，扩大减税扣除标准，提升个人免税额和所得税抵免。
里根当时宣称：“我感觉我们好像刚刚打完一场税改的‘世界大赛‘（注：MLB总决赛）。而获胜的一方是美国人民。”
的确，布拉德利的法案不但得到两党罕见的一致支持，也得到很多经济学者和民众的肯定。这是到目前美国最近的一次重大税改，近600万美国家庭得到了免除联邦税的利好，有专家表示该法案“对此后15年的强劲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而税改的成果也被布拉德利当做了竞选总统的重要政治资本，直到35年后的2021年6月，美国国税局的机密数据被独立调查媒体ProPublica首次公之于众。
这篇报道，彻底扯下了比尔-布拉德利税改和美国税务的底裤，也彻底解释了美国（当然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富有的人如何掠夺财富的方式，更揭露了美国税收制度（甚至可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自确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巨大漏洞。
多年来，人们对富豪避税手段的猜测众说纷纭，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年交750美元税金的新闻就引发过众怒，而现在，国税局的数据成了一个个实锤，向世人展示了这个制度究竟有多少千疮百孔。
就拿如今那些科技弄潮儿来说。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个人身价2079亿）在2007年、2011年都没交过一分联邦所得税。
特斯拉创始人伊隆-马斯克（个人身价1621亿）在2018年也没交过任何联邦所得税。
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个人身价86亿）曾连续三年不交任何联邦所得税。
从2014年到2018年，《福布斯》财富榜里最富有的25位美国人的财富增长达到4010亿。而他们在此期间一共缴纳了136亿联邦税，真实税率为3.4%。
或许136亿乍看起来是个不小的数字，那么再看一个横向对比：
2018年，此25人的个人身价总和为1.1万亿；约等于美国1430万普通工薪阶层累积的全部财富；
而在这一年，此25人的联邦税账单为19亿。这些普通美国人需要负担的联邦税？143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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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税收制度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久。建国时的指导文件，甚至没有对征税提出设想。美国宪法第一条就明确禁止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公民“直接”征税。在很多年时间里，美国政府的资金来源主要都是间接税，即对烟草酒水等消费品的征税。
因为内战，国会在1861年才开始征收真正的国民所得税。但战后不久，富人就想方设法废除了这项税法。当时的美国大亨多则年入百万，他们可不愿因交税被迫公开财务状况。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财富不平等现象加剧，联邦政府开始扩张，资金需求增加，但最高法院在1894年依然拒绝通过征收所得税的法案。最终，国会通过1913年的修宪，才赋予了政府不论收入来源征税的权力。
而早期的所得税基本全由最富有的阶层承担。比如在1918年，美国仅15%的家庭需要纳税，1%的人负担了80%的政府税收。
但别以为这是什么均贫富的理想国，事实上，美国所得税制度从诞生之时，就因其漏洞太多而引发无数争议。
在美国，tax the rich（向富人征税）也是民心所向
首先就是关于资本利得税的争议。一个人获得了股权收益，该不该算“所得”？该怎么征税？1920年，最高法院给出了关键裁决，裁定仅有“收益”才能算进所得收入范围，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人卖掉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和建筑）拿到收益，才应该交税。
自那以后，收益实现才算所得的概念就成了美国税收制度的根基。这一裁决留下的巨大漏洞，早就有一代代的经济学者发出警告。纳税人只要不出售资产获得收入，就不用交税，那资本家必然可以靠资本增值活得比谁都风光。
但这样的预言一直要到1970年代才逐渐成为现实。
反垄断看门人越来越接受合并，不再拆分大企业，公司股权价值越来越高，巨型企业发展壮大，等到90年代互联网普及，股市愈发繁荣，资本市场以钱生钱，1987年影片《华尔街》的台词“贪婪是个好东西”成为了人们趋之若鹜的实践准则。
到1994年，民主党人纽特-金里奇直接宣称，美国应该取消对投资的任何征税，彻底还资本以自由。
从上世纪的微软、甲骨文到现在的亚马逊、谷歌、脸书和苹果，“赢家通吃”型经济和资本创造的财富已经是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这些old money根本无法想象的了。
股神巴菲特也曾表示过，自己看不太懂如今的虚拟经济，当然他自己也是避税大拿
包括NBA球员在内，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都是靠薪水支票维持的。每发一次薪，就要交一次税。薪水越高，交税越多。前几年ESPN统计了NBA最顶级球星的税单，看到一年收入快4000万的库里拿到手的钱还不到2000万，着实感觉肉疼。
但球员挣得都是青春血汗钱，工资再高也是打工人（用姚明的话说就是“体力劳动者，蓝领”），这就是布拉德利所说的“贬值资产”。真正的财富掠夺，还是要看那些玩得起“资本”的人。
是的，玩资本的人基本不领工资。他们真正的财富，是躺在固定资产和股票里那些还未“实现”的财富。
新闻上拿一块钱年薪的CEO比比皆是，贝佐斯本人年薪8.184万，约等于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还不及他公司的很多基层码农。
2007年，亚马逊的市值翻了一番，贝佐斯的个人身价飙升至38亿。然而，当年他与前妻的报税单上写明的收入为4600万，然而，通过各种各样的亏损、债务和减税申报，这4600万收入最终得以全部免税。
2011年，贝佐斯的个人财富已经累积到180亿。而当年他的报税单也写明，因为亏损超过收入，他还是免除了所有联邦税，而且，因为收入太少，他甚至得到了4000美元的子女免税优惠。
也比如沃伦-巴菲特（个人身价1016亿），为了最大减少收入（以及税单），他还有另一个妙招，就是让公司不支付股息，直接拿去寻找别的投资，所谓的钱能生钱。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NBA球星的豪宅是靠工资和贷款买来的（比如安东尼-戴维斯今年在洛杉矶出手拿下的价值超3000万的王室级豪宅），那收入少到不用交税的贝佐斯们的亿元豪宅游艇又是怎么来的？
想都不用想，买楼买船这种事对贝佐斯而言，当然不是什么掏空六个钱包的负担。承担他巨额开销的虽然也是银行，但富豪的债务，跟普通人的债务是两个概念。
如果你已经是最顶层的富人，但拿着极高的薪水，最高的37%联邦税率就要落到你头上。如果你决定卖掉公司股权，收益的20%都要交给国家——你还失去了对公司的相应控制权。
但如果你不拿高薪、不卖股权，开支全靠银行贷款，你只需付出个位数的利率（因为有利息减免政策），大概率还能得到税收优惠。
当你坐拥成百上千亿资产，没有银行会对你say no。
2014年，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当时手上价值100亿的股权就是他的信用额度担保。去年，特斯拉公布马斯克用大约9200万股股票作为个人贷款抵押，截止2021年5月29日，这些股票的价值约为577亿。
难怪这些富豪现在都开始琢磨坐火箭游太空的乐子（一张机票至少20万），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这些钱买不到呢？
有钱人的快乐你想象不到，他们套利的玩法你更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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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说过，共和党执政的一大主旋律就是减税。但对于工薪阶层，减税到底值不值得喜大普奔，就是个问号了。以前他们或许还有点“肉汤”喝，但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只能“捡烂菜梗”吃了。
在“华尔街之狼”式的资本狂欢下，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已经是发达国家最惨烈没有之一。1979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的平均收入，比如20%的中等收入家庭高出10倍左右。到2007年，这一比例变成了30倍。
属于中等收入家庭的美国成年人比例从1971年的61%下降到2019年的51%。而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无数美国人失去工作，财富缩水，但那25位超级富豪的资产增值超过了1.2万亿。
贫富差距是的民粹兴起的重要土壤，这也间接解释了美国政坛极化加剧，以及特朗普的上台（更有那四年中的无数悲剧）。
特朗普的上台虽然荒唐但也自有其必然性
有部电影描述了美国“躺平”一族自我放逐的房车流浪生活，这些人大多都曾过着体面的生活，但他们无一例外，都选择拒绝再白白沦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为此宁愿放弃自己与社会的纽带。
再回头看布拉德利的税改，不禁发觉现在还歌颂它的人非蠢即坏（当然，能说的也就是“两党还肯通力合作”云云）。
他给了底层民众蝇头小利，却进一步解放了富豪阶层的税收压力，往好了说是在资本主义巨轮面前并没能起到减速作用（或者说是螳臂当车），往坏了说就是制度的帮凶。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布拉德利曾数次公开讨论自己的税改。在一次访谈中，他曾遭遇主持人连珠炮般地质问。
“（税收制度）最大的漏洞之一就是抵押贷款利息减免。你们保留了它，甚至让它更严重，这是个错误吗？”
“看到我们社会如今有多么不平等，你不觉得你错了吗？”
布拉德利极尽淡化这种批评，甚至说自己一直想做个“屠龙者”，还说在他最初版本的草案里，是有大幅削减贷款利息减免的，“但我们做出了现实的抉择，有几件事是碰不得的：贷款利息、慈善捐赠、国家和地方资产以及养老金计划（401K plan）。”
但他心底留下的遗憾，还是在2017年发表在《纽约时报》的观点文章中流露了出来。
布拉德利详述了当时将法案提交国会之后经历的一系列斗争妥协。很多事情都是关起门发生的，因此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法案正如几乎所有法案一样被“注了水”，甚至一度遭遇流产危机，更别提守住所谓的公平初心。
为重写法案，参议院举行了长达33天的听证会，代表各路利益集团的说客挤满了听证会外的大厅，成为奇观。布拉德利承认，“消费税商业抵扣、木材工业利润和资本所得免税这些漏洞都因此没能堵上”。
在经历无数妥协之后，布拉德利他们敲定了最终法案，填补了每年近1000亿的漏洞，对他来说，即便无法改变趋势，但这一法案有总好过没有。
亲自上场比赛，永远好过只站在边线叫嚷。
布拉德利强调称，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的立法不断蚕食他曾经带来的改变，以至于今天的税法里“到处是漏洞”，每年带来上万亿的财政损失，“纳税义务似乎是完全随机的”，连有钱就得多交税的原则都守不住了。
他问道：“我们的领导人是否能把原则和国家置于政治和党派之上，为共同利益付出共同努力呢？”
但这个问题的最合适的答案，可能是巴菲特在2011年说过的一句话：“过去二十年，阶级斗争都在继续。而赢家是我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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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在ProPublica报道发布后，几位富豪亮点十足的回应。
贝佐斯及其前妻都拒绝回复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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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还是一贯的慈善姿态：“我依然认为税法应该进行实质性改革……巨大的世袭财富对社会而言并非好事。”他还重申自己会将99.5%的财富全部捐出。
索罗斯的声明是：“2016年至2018年期间，乔治-索罗斯的投资出现亏损，因此他在这些年间无需缴纳联邦所得税。索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对美国富人增税。”
一位富豪在回应中对ProPublica提出抗议，称公布个税信息是侵犯隐私。对此ProPublica表示：“我们的结论是，在这一紧要时刻，让公众知情以捍卫公众利益，比侵犯隐私的担忧更重要。”
至于马斯克，他亲自做出了回复，内容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