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煤矿工人「中国煤矿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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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爷爷从生产队转去三门峡观音堂煤矿工作，由一名会计成为一名煤矿工人。

爷爷是小学毕业，当时算有点文化，煤矿便安排他到洗煤厂当煤质化验员。三年学徒，爷爷作为一级工，月工资标准16块钱，有时还不够自己开销。

三门峡离老家500公里，那时侯坐火车要一个晚上。因为火车票价昂贵，爷爷一年才舍得回家一次，一般会选在麦收农忙季节。他常说，煤矿艰苦，当年一个生产大队与他同去几个工友，最后就他自己留了下来。

后来，爷爷又到机电队做验收员，再后来到陈村煤矿劳资科当劳动定额员，直到1979年，才被抽调到离老家不远的河南永城煤矿工作。

永城煤矿是当年永城县唯一一座煤矿，后来又建新庄煤矿，因该矿在高庄乡，则改名为高庄煤矿，再后来更名为葛店煤矿。

初到永城煤矿，爷爷被安排到地测科，工资标准按三级工执行，一个月可以挣45块钱。那个年代，矿井开采经验还不够成熟，许多技术难关需要自己攻克。爷爷说，一张井下采面的图纸画不完，他绝不回宿舍休息，加班时，饿了吃口凉馒头，渴了就喝白开水。

1988年，按照有关政策，符合条件的矿工家属可以农转非，奶奶和叔叔、姑姑们都来到煤矿，吃上了“商品粮”。农转非确实是好政策，可就是住房不好找。彼时，一家六口人只能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职工宿舍。尽管空间狭小，但毕竟有个“粮本”，奶奶也当上了矿上的环卫工，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着热腾腾的饭菜，倒也其乐融融。

1980年11月，父亲初中毕业，正赶上爷爷所在的煤矿招工，他很快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

起初，父亲被分配到采煤队，队长看他年龄小，便安排他给一线工友送饭。从地面到井下采煤工作面有十多公里路程，而且还有崎岖的山路，父亲肩挑一根扁担，一头挑着几十个人的口粮，一头挑着一桶50斤重的开水，一挑就是五六个小时。每个班，父亲都累得满头大汗，但他充满了干劲，每个月很少休班。

一次，父亲挑着“班中餐”爬山时，不慎摔倒，小腿刮了个口子，鲜血渗透了裤腿。他想着工友还没吃饭，绝不能耽误事，便撕开毛巾简单包扎，忍着疼痛，完成了当班任务。

后来，矿上建了职工礼堂，要招聘电影放映员，当了四年采煤工的父亲知道工友们喜欢看电影，他很想学一门专业技术，于是报名、考试，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

经过在解放军八一电影学院一年的培训，在电影放映学习班完成结业考试后，父亲如愿拿到了电影放映证。回矿上后，他不但给工友们放电影，而且也去矿区附近的村庄义务放映，无论严寒酷暑，他总是尽心尽力，做一名合格的煤矿放映员。

2009年8月，我大学毕业回到家乡，进入葛店煤矿选煤厂工作。

刚开始，我在车间当学徒，脏活累活抢着干，仅半年时间就能独立操作岗位设备，并迅速成长为班组骨干。经过两年的基层锻炼，我调至企管科从事工程监理及预算工作，接到了一个墙体粉刷工程的预算任务。为了改善职工工作环境，创建标准化工程，厂里要对厂区内办公楼及车间厂房进行墙面亮化。作为甲方，需要计算出详细的工程量，才能对成本控制、材料、人工投入、机械投入、过程控制等做到心中有数。我和同事拿着钢卷尺，在厂区各个角落测量一遍，不到一周时间便算出了结果。

那时候，经常有人对我开玩笑：“一个女孩子整天在工地上跑，灰土灰脸的，多不好看。”一次回家，跟父亲提起这些，他语重心长地说：“既然上大学时就选了这个专业，那就要干一行爱一行。工种不分贵贱，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好。”父亲还时常叮嘱我，工作一定要认真，尤其是施工过程监管，稍有马虎，工程出现质量问题，就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2015年6月，葛店矿因煤炭资源枯竭关闭，我被分流至新庄矿选煤厂，当上了一位皮带机司机。岗位虽然是新的，但责任和担当始终不变，我依然以饱满的热情面对工作，在平凡的岗位努力工作，实现人生价值……

（作者供职于河南神火集团新庄煤矿选煤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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