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的人物「二战题材电影大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留存下来，甚至被选入历史教科书，但有些著名照片背后的历史故事，可能许多人并不知晓。

1945年，驻留在关岛的美联社图片编辑John Bodkin在例行筛选新闻照片时，被眼前一幅刚从硫磺岛战场前线传来的照片惊呆了。

这张由美联社的老将、战地记者Joe Rosenthal 拍摄的令人震惊的照片里，六个年轻士兵将一面星条旗插在硫磺岛的折钵山之巅，这座528英尺高的山峰屹立在5英里长的硫磺岛上。

当时33岁的Joe Rosenthal 和摄影师 Bill Genaust跟随部队抵达了折钵山的山顶，希望站在硫磺岛的制高点拍摄一组战场的照片。其实，早在几天前，一队海军陆战队士兵就搜索过了折钵山，并把一面很小的美国国旗立在上面，美军随军记者Lou Lowrey 用照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场面。就在Joe Rosenthal 摆好照相机，准备选取拍摄画面时，6名美军士兵走了过来，将一面巨大的星条旗绑在了一根废弃的铁杆上面，准备合力将它插在地上。这时Joe Rosenthal 迅速地按下了快门，拍下了这一张载入史册的照片。随后Joe 将照片全部送往关岛处理，他甚至都不清楚是否拍到了这幅画面。

身在关岛的John Bodkin 看到这张略微有些模糊的照片时，他知道这一定会成为历史的经典。随后，照片被传往纽约美联社总部。几个小时后，这张照片就登上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条，进而传遍了世界。

图：当年《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这张照片不仅让Joe Rosenthal荣获了普利策奖，而且不久后就被罗斯福总统批准用在募集二战美国最后一批战争债券的宣传海报上。几乎一夜之间，这张照片就火遍了美国，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照片之一，而照片里的6名美军士兵也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折钵山六勇士”随后就接到命令，尽快回国帮助政府宣传战争动员。然而不幸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得到了这份新来的荣耀。

图：6人依次为：John Bradley, Franklin Sousley, Rebe Gagnon, Harlon Block, Ira Hayes和

Michael Strank

来自德克萨斯州约克郡的Harlon Henry Block，年仅20岁的他在1945年3月1日死于日军的炮火，刚好在这张照片拍摄后的一周。和他在同一天阵亡的还有来自波士顿的25岁的军士长Henry Hansen，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错把他当成了照片里的一员。

而照片里的另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捷克斯洛伐克裔的25岁的 Michael Strank也在3月1日这天的军事行动中牺牲。据信，他不幸被美军军舰的炮弹误伤。

来自肯塔基州的19岁的Franklin Sousley 在硫磺岛战役彻底结束前夕，于3月21日死在日军狙击手的枪口之下。而因这张照片出名的他，原本该在几天后凯旋回国，参加战争动员。

图：6人树立旗帜时的位置

余下的三名竖起星条旗的美军士兵，返回到了美国，受到鲜花与掌声的欢迎，成为国民英雄。

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Rene Gagnon于1946年退役，成了一名会计师，1979年死于心脏病。

来自亚利桑那州的22岁的Ira Hayes，最终被官方认定是照片里的士兵，而不是早先误传的军士长Henry Hansen。虽然因这张照片成了名人，但Ira Hayes因酗酒问题在战后并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只好四处流浪。1955年1月24日，Ira Hayes被人发现死在了亚利桑那州印第安保留地中的一处小棚屋外面。官方调查后称他是在喝醉后被冻死在室外。

21岁的海军士兵John Henry Bradley战后回到了家乡圣迭戈，成了一名殡葬业工作者。John后来成为八个孩子的父亲，他说从不认为自己是个英雄，他只是恰好在那里，见证了历史而已。John死于1994年，享年70岁。

2006年，由美国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根据本照片故事拍摄的电影《父辈的旗帜》成为奥斯卡提名影片。

1945年4月末，苏军开始围攻柏林。苏联红军随军记者叶甫盖尼·哈尔岱被派往前线，希望能拍摄出和美军硫磺岛战役一样鼓舞人心的照片。

4月30日，斯塔林施加巨大压力，要求苏军必须在第二天，也是就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前，拿下纳粹德国的统治象征——国会大厦。

此时德国国会大厦里残留的德军仍在负隅顽抗，经过激烈的战斗后，一队红军登上了国会大厦的房顶。4月30日晚上10点半，23岁的红军战士拉希姆然·科什卡尔巴耶夫将一面红旗插进了大厦顶部象征德国的“日耳曼尼亚”雕塑的王冠里。因为当时是在夜间，根本无法拍摄照片。第二天，这面红旗就被反扑的德军拔下了。

5月2日，苏军终于全面占领了德国国会大厦。虽然此时纳粹德国首都柏林仍然进行着零星的巷战，一面巨大的由桌布做成的镰刀锤子红旗终于在的纳粹国会大厦上方升起，28岁的哈尔岱拍下了这张载入历史教课书的照片。

手执红旗的是19岁的来自乌克兰基辅的士兵阿列克·谢尤夫，在照片右下角护住阿列克的人是29岁的来自斯塔林格勒的老兵梅利顿·瓦尔拉莫夫。这张照片于1945年5月13日发表在苏联《星火》杂志上，成为二战胜利的标志性照片之一，也成了苏联战胜纳粹德国的象征。

但当时人们看到的这张举世闻名的照片却是经过修改的结果。哈尔岱将照片发往莫斯科后，审核的官员发现照片右下角的士兵，也就是梅丽顿·瓦尔拉莫夫每个手腕上都戴着一只手表，很明显这是从德国人那里抢来的。莫斯科当局担忧这会损害苏军的国际形象，于是命令哈尔岱将照片中瓦尔拉莫夫右手戴的手表移除，于此同时还将照片中的红旗增强了随风飘扬的效果，并且在加深了远处硝烟滚滚的画面。

此后的数十年里，全世界所看到的都是这幅被修改后的照片，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幅照片的真正画面才为人所知。

图：照片原图和修改图对比

苏联在二战时期的另一张重要照片，就是苏军第220步兵团指导员阿列克谢·戈尔迪耶维奇·叶廖缅科手握TT-33手枪号召士兵们冲锋的画面。这幅照片由苏联摄影师马克斯·阿尔佩特于1942年7月12日在乌克兰卢甘斯克前线拍摄。就在这幅照片拍摄仅仅几分钟后，阿列克谢·叶廖缅科就牺牲了。然而当时却没人认出这位照片中的无名英雄是谁，直到20年后的1965年苏联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时，在《真理报》上发布了一批二战照片，阿列克谢·叶廖缅科的遗孀这才看到这张照片，并认出了这就是自己逝去多年的丈夫。

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中阿列克谢手握的TT-33手枪因在二战中性能出色，后来被我国仿制，就是我们熟知的“54式”手枪。

1944年2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Theodore J. Miller 所在的兵团向盘踞在南太平洋埃尼威托克岛的日军发起进攻。经过两天的残酷战斗，美军取得胜利，Miller和战友们转战其他战场。就在这名年仅19岁的士兵登上一艘美国军舰时，随军摄影师拍下了他微张着嘴巴凝视远方的画面。照片中的Miller空洞而憔悴，两眼无神地望着远方，因而后来成为表现遭受战争创伤和磨难的经典之作。就在这幅照片拍摄一个多月后，Miller死于埃崩环礁战场。

这张哭泣的法国男人的照片经常被很多人误以为是1940年6月巴黎沦陷时所拍。实际上，这张著名的照片于1941年2月20日拍摄于法国马赛市，照片中哭泣的人叫Jerôme Barzetti，当时退守在马赛的法国军队即将离开法国转战北非。1940年5月10日，德军闪击法国，短短六个星期内，被视为欧洲大陆最强军事力量的法军全面溃败，首都巴黎、马奇诺防线，连同法国人的所有骄傲都被德军踩在脚下。1941年2月，在马赛的残留法军向北非开拔，许多法国人在马赛港悲伤地目送他们离去，人群中的Jerôme Barzetti 流下了眼泪。

1941年3月3日，当时的美国著名杂志《生活》刊发了这张照片，标题为“目送祖国最后的兵团撤往北非，法国男子悲从中来，留下爱国的眼泪”（a Frenchman sheds tears of patriotic grief as the flags of his country's last regiments are exiled to Africa.）。

Alfred Czech曾是阿道夫·希特勒“最年轻的勇士”，拍摄希特勒与他亲切握手的这幅著名照片时，他才12岁。当然，这份“荣耀”也随着第三帝国的陨落而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1945年春天，在二战欧洲战场结束的最后几个月，12岁的Alfred Czech作为“希特勒青年团”的志愿者，驾着一辆马车从他的家乡波兰奥博莱省穿越苏军的重重炮火沿途营救受伤的德军士兵，最后抵达了柏林。几周后，1945年4月20日，他在柏林接受了希特勒的嘉奖，这一天恰好也是希特勒的56岁生日。那天，他和其他一些接受嘉奖的孩子每人收到一身崭新的军服，在被轰炸过的德国总理府院子里接受希特勒的检阅，并被希特勒亲自授予铁十字勋章。60年后的2005年在接受英国《独立报》采访时，Alfred Czech回忆说“他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捏了下我的左脸颊说‘我们要坚持下去’，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做了很伟大的事情。”在希特勒臭名昭著的地下暗堡中吃了一顿饭后，这些孩子就被发了一支新枪，送往前线。几天后，受伤的Alfred Czech被苏军俘虏，在苏联战俘营关押两年后才被释放。

长大后Alfred在波兰成了一名矿工，1964年获准前往西德，并在莱茵兰地区定居，2011年6月13日病逝于德国。而他与希特勒握手的照片也成了后者最后的为人所知的照片之一。

几十年来，这张于“对日作战胜利日”即1945年8月14日（美国时间），在纽约时代广场拍摄的照片中人物的真实身份一直备受争议。多年来，先后有11名男士和4名女士自称是照片中的这对无名“明星”。2012年，经过长期的缜密调查，人们终于将照片主人公的秘密解锁：22岁的美国沙立文号驱逐舰水兵George Mendonsa 和曼哈顿牙医助理 Greta Zimmer Friedman。在此之前，两人从未见过面。那天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从广播里传来时，正在约会的George Mendonsa和未婚妻立刻兴奋地跑到了大街上，加入了同样满怀胜利喜悦的人群。

据拍摄这张照片的记者 Alfred Eisenstaedt回忆说“胜利日那天，我在时代广场看到一名水兵在人群中兴奋地奔走，亲吻或拥抱他看见的每一位女士，不管是上了年纪的老奶奶还是年轻的小姑娘。我当时正走在他的前面，回过头时刚好看见水手在亲吻一名女护士，于是我赶紧按下快门，几秒中内拍了四张照片。”2012年在接受CBS采访时Greta Zimmer Friedman说“我当时完全没有反应过来，这人突然走过来抱住了我。”她于2016年9月8日以92岁高龄病逝于弗吉尼亚州。

有意思的是，拍摄者Alfred Eisenstaedt认为男主人公Mendosa的未婚妻应该就在这张照片的背景人群中。

美国甚至有人甚至专门写了一本探究这张照片人物身份的书，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The Kissing Sailor: The Mystery Behind the Photo that Ended World War II: Lawrence Verria, George Galdorisi, David Hartman: 9781612510781: Books

这张犹太人遭纳粹军队强行驱逐的照片摄于1943年4月19日的波兰华沙犹太人聚居区。尽管几十年来照片中的不少人的身份被确定，但那个举起双手满脸惊恐的小男孩的身份却始终是个谜。虽然有人陆续提出过各种说辞，但均被证伪，可能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了。

但站在小男孩右手边的那个端着冲锋枪的士兵却被人认出来了。他叫Josef Blosche，当时31岁，是个奥地利纳粹分子，1940年加入纳粹党卫军。希特勒为了灭绝犹太人，占领波兰后在华沙也建立了犹太人聚居区。1940年起，纳粹德国先后将华沙犹太人聚居区内的约30万犹太人押往特雷布林卡集中营。1943年4月19日，华沙犹太人群起反抗，但换来的却是更残忍的杀戮。华沙纳粹党卫军头子Jürgen Stroop将聚居区内的犹太人全部赶出，把聚居区焚烧殆尽并屠杀犹太人，行动持续到1943年5月16日， 共有13000名犹太人遇害，多数被活埋致死。

而当时在华沙纳粹党卫军服役的Josef Blosche参与了此次灭绝人寰的行动。1945年，Blosche被苏联红军俘虏，在苏联劳改营待了两年后被释放，定居在东德。Blosche在苏联战俘营时脸曾被烧伤，落下一块疤，很好地掩盖了他就是照片中那个士兵的身份，他甚至结了婚，还有了两个孩子。

但该还的总归要还的，20年后的1961年东德在审判一批纳粹党卫军战犯时，在深入调查中发现Josef Blosche就是这张照片上的士兵，曾犯下累累战争罪行，在1943年参与屠杀上千名犹太人。1969年7月20日，Joself Blosche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一颗子弹从他的后脑穿过，结束了他血债累累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