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银行信贷风险的外文文献「外国银行贷款」

文章来源：微信公号“大金融思想”（djr_ruc）

原文信息

Friederike Niepmann, Tim Schmidt-Eisenlohr；

Foreign currency loans and credit risk: Evidence from U.S. bank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2.3；

摘要

当企业以外币借款而没有得到完全的对冲时，汇率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其偿还债务的能力。美国贷款水平的数据显示，对于有外币债务的公司而言，人民币每季度贬值10%，有外币债务的公司逾期贷款的可能性将增加42个基点。鉴于20个基点的基准概率，这种增长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这表明借款人的汇率风险可以转化为银行的信贷风险。如果企业属于在海外产生更多收入的行业，并且如果UIP偏差使外币贷款更低，那么它们更有可能通过外币借款。该论文提供了关于美国大型银行的国际公司贷款组合的事实，补充了银团贷款数据的视角。

以下为正文内容：

1

引言

外币借贷是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并且已经有所增加(CGFS，2020)。虽然外币贷款可能比当地货币贷款更便宜，但它们可能会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造成货币不匹配，从而使企业面临汇率风险。金融市场提供了对冲这种风险的工具，但对冲成本高昂，而且公司往往仍无法进行对冲。因此，当当地货币贬值时，企业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

文献强调了这种所谓的资产负债表渠道可能抵消甚至推翻典型的支出转换效应的潜力，通过这种效应，贬值对国内企业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Mundell，1968)。由于政策制定者制定的政策往往直接或间接影响汇率，更好地了解汇率变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特别是资产负债表渠道的强度至关重要。本文利用美国针对79个国家的大量公司提交的监管文件中独特的贷款水平数据，为存在外汇债务时汇率变动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具体来说，它分析了汇率变化如何影响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

2

预测分析

本文提出了一个货币选择和违约的简约模型，有四个可测试的预测：(i)当地货币贬值提高了外国货币借款相对于本地货币借款的违约概率。(ii)如果以外币借款的公司有自然的对冲，这种影响较小。此外，企业更有可能以外币借款(iii)如果其更大的销售份额是以外币借款，(iv)如果存在UIP偏差，降低了以外币借款成本。

为了验证这些预测，本文采用了向参与美联储综合资本分析和审查(CCAR)的美国大型银行提交的监管文件。这包含了银行向非美国提供企业贷款和租赁的详细季度信息，限制在国内外机构贷款金额至少100万美元的借款人。本文观察借款人的位置和评级，贷款计价的货币，以及贷款是否到期以及到期的期限。与其他依赖于银团贷款数据的跨国研究相比，本文中的数据集有82%的贷款不是银团贷款，这意味着本文数据集的贷款要小得多。该样本包括全球约26,000名借款人，从2014年第4季度到2018年第4季度，这一时期涵盖了美元的大幅升值和显著的美元贬值期。

本文首先测试汇率变化对公司过去到期状况的影响（可测试的预测(i））。为了将资产负债表渠道与经典的支出转换渠道隔离开来，本文采用了双重差分的方法，比较了在同一国家、行业、季度和相同的银行内部风险评级的公司的结果。本文发现该策略通过其他渠道（例如，通过需求的变化）来控制汇率效应，这些渠道在这些狭义定义的公司之间是常见的。此外，本文还控制了贷款的规模和期限。

根据这一理论，当地的货币环比贬值10%时，会使以当地货币借款的公司比以当地货币借款的公司逾期贷款的可能性增加42个基点。这种效应主要源于当地货币贬值，而在海外销售额份额较小的行业中，其影响更强，这与可验证的预测一致(ii)一致。由于贷款逾期的基准概率约为0.2%，因此其效果具有经济意义。鉴于本文的估计应构成在随机分配下以外币借款的平均处理效果的下限，这也是相当大的。正如该理论模型所强调的那样，一家公司的货币选择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取决于其收入中的货币构成。虽然本文比较了同一行业、国家和季度的公司，以及相同的银行内部评级、贷款规模和期限结构，但这些公司的海外收入仍可能有所不同。

根据可测试的预测(iv)，外币贷款相对于当地货币贷款越便宜。平均而言，外币贷款的利率要低100至140个基点。如果本文根据预期的未来汇率变化调整利率，以获得UIP偏差，差异将缩小到47-60个基点。

3

实证分析

本节提供了数据来源的信息，以及美国银行向外国借款人贷款的一些关键事实，包括逾期贷款逾期的发生率。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中使用的贷款水平数据来自Y-14报告，即受美联储压力测试的美国最大银行必须按季度提交报告。基准样本的时间较短，从2014年第四季度到2018年第四季度，样本包括29家国际活跃的银行，样本有147103个观察结果，涵盖了居住在79个国家的26345名借款人。

1.国际贷款特点

通过表1的描述性统计，不难发现外币贷款普遍，往往更大，且与评级当地货币贷款相似。表1也说明当地货币贷款支付的利息高于外币贷款，进一步探索这种差异，本文构造表2进行回归。

如表2所示，列（1）到（4）显示固定利率贷款的结果，而列（5）到（8）显示可变利率贷款的结果。本文可以发现，外币贷款的利率平均比可比当地货币贷款的利率低100至140个基点。这种利率差异部分反映了人们对双边汇率未来走势的预期。为了控制这种影响，本文根据美元汇率相对于当地货币的预期变化来调整利率。

2.逾期贷款

在Y-14数据中，会显示银行报告借款人是否延迟支付利息或本金。基于这些信息，本文构造一个变量，如果借款人在某一季度刚刚逾期偿还贷款，则取值为1，否则为零。借款人在上一个季度还款后拖欠贷款或本金的事件是罕见的，在本文的数据集中总共发生了331次（占观察结果的0.23%）。也就是说，0.2%的出现频率对银行来说是一个相关的风险。这意味着，5年到期的贷款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个时候平均成为最近逾期的概率为4%，假设成为最近逾期不是自动相关的。

一笔大笔贷款（即逾期）拖欠贷款或本金30天或以上表明借款人面临严重的财务压力。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一事件是否反映了暂时性的流动性问题，还是偿付能力问题的第一个迹象，即违约。图1显示了借款人在逾期后发生的情况。在0.2%的逾期借款人中，58%的人将在下一季度还款。14%的人继续拥有逾期的贷款，而27%的借款人退出了样本。有逾期贷款的借款人的退出率略高于那些没有拖欠还款的借款人（24%）。退出率的上升可能是因为银行在贷款逾期后一段时间内注销贷款，这使它们从贷款账簿上消失。

（二） 实证分析

本节分四个步骤进行，介绍了关于汇率变化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影响和对企业货币选择的决定因素的经验证据。首先，本文详细说明了本文的基准规范，并显示了关键发现的图形证据。其次，本文讨论了主要的回归结果。第三，本文提出了额外的结果，并强调了驱动货币选择的因素。最后，本文提供了一套广泛的稳定性检验。

本文的主要规范测试了当当地货币贬值时，以外币借款的公司是否比以当地货币借款的公司更有可能违约（可测试预测i）。本文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运行以下检验回归：

past due newit取值为1，当这家公司逾期的贷款额从t-1个季度拖到t个季度，ln(XRct)是美元与借款人i所在国家c的当地货币（定义为每位美元的当地货币）之间的平均双边汇率的季度变化。与美元汇率的变化与贷款的外币份额之间的相互作用项系数β2预计为正的。FCit是指i公司以外币计价的贷款份额。Xit表示公司层面控制变量（到期日、贷款总额、评级）。本文主要的自变量，即汇率的变化，是指上一季度的平均汇率与本季度的平均汇率之间的差额。本文还对汇率变动的长期影响很感兴趣。为此，本文运行了额外的回归，包括同期的汇率季度变化，以及从贷款发放日期到上一季度的累积汇率变化，以及这两个变量与外汇份额FCit的相互作用。

图2给出了本文的主要结果的图形证据。考虑一下两个最上面的面板，它们分别显示了贷款逾期的公司和未逾期的公司的季度双边汇率变化的内核密度估计。左边的面板是那些有当地货币贷款的公司的核心密度，而右边的面板是那些有外币贷款的公司的核心密度。虽然逾期使用当地货币贷款的公司和未逾期当地货币贷款的公司之间的汇率变化分布没有差异（左图），但右图显示了贷款以外币计价时的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它的分布展示了过期的公司季度观察结果明显向右转移，即美元升值。这表明，美元在一个季度内对当地货币升值得越多，外汇借款人新近逾期的可能性就越高。

图2的底部面板与顶部面板平行构造，但显示了自贷款开始以来汇率变化的分布。与右上面板类似，公司季度业绩的分布向右转移，即更大的美元升值。有趣的是，以当地货币借款的公司之间的差异也很明显。对于贷款未逾期的公司，汇率分布自开始以来的变化相对于逾期的公司是正确的。这种右移表明，美元对当地货币升值越多，当地货币借款人新近逾期的可能性就越低。这一发现可能反映了蒙德尔-弗莱明支出转换渠道，企业通过增强国内商品需求，企业从当地货币贬值中受益。当地货币贬值的这种积极影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因此只有在较长时间内的汇率变化时才会明显。

表3显示了检验预测1的回归结果。列（2）到（7）表示等式中所述规范的结果具有不同的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组合。其中（1）列展示了一个没有汇率变化与外汇假设之间交互项的基准回归。它发现，在只包括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中，美元升值对贷款过去到期状态的平均影响是正的。第（2）列显示，汇率变化对拥有外币贷款的公司和拥有当地货币贷款的公司有不同的影响。当回归中包含外汇假设与汇率变化之间的交互项时，与汇率变化相关的系数β1变为负且不显著。同时，交互项β2的系数为正且非常显著，与预测（1）一致，并证实了图2顶部面板中的图形证据。由于包含了各种类型的固定效应，交互项仍然是积极且非常显著的（（3）和（4）列）。列（5）和（6）添加了可观察到的贷款特征（贷款总量、平均到期日、债务人评级）与汇率变化之间的交互项。正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汇率变化对低评级公司的过去到期贷款状况有更大的影响。列（7）显示了最具限制性的固定效应集的结果，即国家-时间-行业-评级-固定效应。即使在本规范中，汇率变化与外汇假设之间的相互作用项仍然非常重要。

在表4中，本文解释了自汇率开始以来的汇率变化。为了理清同期和过去汇率变化的影响，本文将自汇率开始以来的汇率变化分为(i)上一季度的汇率变化（包括在表3中的回归变量）和(ii)汇率开始后前一个季度的汇率变化。

结果表明，同期和过去的汇率变化对公司贷款逾期的可能性起作用。在列（3），系数与季度汇率变化和滞后累积汇率变化都是负的和重要的标准显著性水平，这表明美元升值自贷款起源减少的可能性公司成为逾期贷款时借用当地货币。这与当地货币贬值通过增加对国内商品的需求而造福企业的支出转换渠道是一致的。与（同期）季度汇率变化与外汇假人之间的相互作用项相关的估计系数保持正，在数量上与表4中的非常相似。滞后的累积汇率变化与外汇货币之间的相互作用项也是积极，前几个季度（贷款发放后）的美元升值增加了拥有外汇贷款的公司的贷款相对于拥有当地货币贷款的公司逾期的可能性。因此，外汇升值对公司支付其外汇债务的能力的负面影响相当持久，并影响到整个贷款期间的结果。而后文章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比如升值与贬值、银团贷款与定期贷款、备选因变量的变化（借款人评级和违约概率的变化）、将海外销售作为一种天然的对冲手段、选择以外币借款等方法。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通过替代估计方法、控制利率、按贷款类型进行划分等方法进行进一步检验。

4

结论

本文利用美国银行对外国企业贷款的独特数据，探讨了汇率变化对企业以外币借款时偿还债务能力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当地货币的贬值使拥有外币债务的公司偿还贷款的可能性降低。尽管当企业属于在海外产生更多收入的行业时，它们倾向于借入更多的外币，但企业仍然面临着重大的汇率风险。在实证分析中使用的样本涵盖了2014年至2018年，这是一个经济和金融状况普遍温和的时期。当国内经济不景气、信贷供应更受限制、汇率变化更剧烈时，例如在货币或银行危机期间，汇率的变动可能会对企业的过期状况产生更大的影响。

正如该报告所指出的，企业的汇率风险敞口可以转化为银行的信贷风险，当美元升值时，银行就会看到更大比例的外汇贷款将过期。对于美国大型银行来说，信贷风险的这一组成部分相对有限，因为外汇贷款在这些银行的整体活动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且至少在正常时期，逾期贷款的绝对比例很小。此外，银行也可能会找到对冲这种间接汇率敞口的方法。美国大型银行受到美联储的监督和监管，这可能与其他国家的银行有所不同。其他可以提供外币贷款的银行的贷款做法可能没有受到密切关注，与借款人的汇率敞口相关的信贷风险可能更重要，正如过去的历史事件所强调的那样，特别是当银行向质量较低的借款人提供贷款时。

本文需要注意的是，缺乏关于企业整体汇率敞口的信息。本文非常希望利用有关企业债券面额、外汇收入和对冲做法的更全面的信息，以进一步评估企业的汇率风险。同样，了解银行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冲其贷款账簿中的间接汇率风险敞口也是很有趣的。

ABSTRACT

When firms borrow in foreign currency and are not perfectly hedged, exchange rate changes can affect their ability to repay the debt. U.S. loan-level data show that a 10 percent depreciation of the local currency quarter-to-quarter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that a firm becomes past due on its loans by 42 basis points for firms with foreign currency debt relative to those with local currency debt. This increase is economically significant, given a baseline probability of 20 basis points, and indicates that exchange rate risk of borrowers can translate into credit risk for banks. Firms are more likely to borrow in foreign currency if they belong to industries that generate more income abroad and if a UIP deviation makes foreign currency loans cheaper. The paper establishes additional facts on large U.S. banks’ international corporate loan portfolios, offering a perspective complementary to that provided by syndicated loan data.

整理 李亭

编辑 路钰秾

来源《JIE》

监制 安然

更多前沿学术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金融思想（djr_ruc）

关于我们

“大金融”概念，在学理上源于黄达教授所倡导的宏微观金融理论相结合的基本思路，在理念上源于金融和实体经济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系统思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大金融论纲》中系统论证了“大金融”命题的基本内涵和方法论思想，为全面构建有利于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大金融”体系框架奠定了理论和实证基础。

本公众号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负责维护及推送，围绕大金融理念，专注传播优秀学术研究成果，加强大金融学术研究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成立于2009年12月20日，是专注于货币金融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非营利性学术研究机构和新型专业智库。研究所聘请了来自国内外科研院所、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的90余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顾问委员、学术委员和国际委员，80余位中青年专家担任研究员。

研究所长期聚焦国际金融、货币银行、宏观经济、金融监管、金融科技、地方金融等领域，定期举办国际货币论坛、货币金融（青年）圆桌会议、大金融思想沙龙、麦金农大讲坛、陶湘国际金融讲堂、IMF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金融科技公开课等高层次系列论坛或讲座，形成了《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天府金融指数报告》《金融机构国际化报告》《宏观经济月度分析报告》等一大批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2018年，研究所荣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院属研究机构奖，在182家参评机构中排名第一。在《智库大数据报告（2018）》中获评A等级，在参评的1065个中国智库中排名前5%。2019年，入选智库头条号指数（前50名），成为第一象限28家智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