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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近，西方流行一种论调，认为中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2023年编制的《2022年中国第四条款磋商工作人员报告》中预测，2028年中国GDP增速将放缓至3.4%， 2031年将放缓至3.1%。[1]贝莱德则发表报告称：“到本世纪20年代末，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至3%左右。”[2]

一份数据严谨、结论荒谬的报告：“优等生”中国必须向“差等生”看齐

如果真如预测所言，这种放缓的影响显而易见——中国将无法实现2035年目标。类似诸多分析均宣称，中国将停留在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因此，英国《金融时报》在题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后果》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现在发现自己陷入了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经济体’这一说法由世界银行在2006年提出，用来描述新兴经济体实际上无法真正持续高速发展的现象。”[3]

对这一针对中国的观点，高盛的一份报告给出了更为全方位的分析，该报告的标题一目了然——《中央王国：中等收入》，即中国将无法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仍将位列中等收入经济体。这一说法的依据源自高盛的报告：“2027年中国GDP增速将放缓至3.5%，2032年将放缓至2.5%——十年期的平均年增长率为3.4%”[4]

高盛作为一家投资银行，面向全球提供金融咨询服务

尽管高盛的报告包含一些极为错误的结论，但它有一个优点，是其他类似说法没有的。高盛的报告并非立足于西方的一些道听途说，而是试图为其说法与其所谓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严谨的数据依据。但如下文分析所示，高盛的报告预测，是用西方庸俗经济学的错误经济理论得出结论——中国将走向经济自杀！如果这种错误理论在中国被奉为真理，将极具危险性。

首先，高盛的报告采用了最典型的扭曲形式。也就是说，它采用虚实结合、真伪并存的手法，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比如，高盛100多页的报告，占用了数十页的篇幅阐述“中国将遏制增长和创新”[5]：“ ‘政策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创新’6……‘中国人口多半没有受过教育’[7]”。甚至得出结论：“我们认为，中国仍将位列中等收入经济体，不仅是因为其增长疲软，还因为其在提高生产率的关键指标上的排名较低，甚至低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8]

驳斥这些具体的指控很容易。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高科技产业竞争方面与美国旗鼓相当的经济体，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高于所有主要经济体。至于劳动生产率，中国的GDP增速高于所有主要发展中国家，同时，自2015年以来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略有下降，这反映为该国总工作时长有所下降，所有产出增长的部分都源自劳动生产率生长等因素。

简单反驳这些错误实际上并不是重点，因为高盛自己的报告数据表明，事实上，即便所有这些指控都是真实的（当然不是），它们也决定不了什么。高盛报告被迫将一些真实的数据包括在内，否则这项研究表面上看起来就不够严谨。根据高盛自己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降至他们所说水平的压倒性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预计投资占中国经济比重将有所下降——这是导致GDP增长下降92%的原因。

确切地说，根据高盛的报告计算，中国GDP年均增速将下降2.6%——从2013-2022年的6.0%降至2023-2032年的3.4%。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是受到了资本投资所占GDP增长下降了2.4%的压倒性影响——从 4.8%降至2.4%。[9]高盛报告预测，由于92%的GDP增长下降源自资本投资下降，仅8%的GDP增长下降或者0.2%的GDP增长源自投资下降以外的因素。高盛报告数据显示，如果投资未有下降，中国GDP年均增速只会从6.0%降至5.8%——这一水平很容易让中国超额完成2035年目标。

简言之，高盛的报告花费了大量笔墨在不实的指控上，然而高盛自己的数据显示，即便这些指控属实，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只有投资下降才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这份高盛报告的大部分内容只是“欲盖弥彰”——列出一大堆事情，又用自己的数据证明这些事无关紧要。

高盛的报告在谈到资本投资对GDP增长贡献下降的原因时表示，这是因为“投资占GDP比重预计将从2022年的42%降至2032年的35%”。[10]如下文分析所示，毫无疑问，10年间投资占GDP比重下降7%将导致中国增长率大幅下降。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也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要通过大规模地削减投资来进行经济自杀？

报告认为，中国之所以会以这种经济自杀的方式削减投资，从而令中国无法实现2035年目标，是因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投资占GDP比重平均为34%”（见图1）。

图1

但是，首先，这个逻辑很奇怪。中国的表现远远优于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那么它为什么要放弃最成功的道路，而走不太成功的道路呢？相反，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效仿中国才合乎逻辑。

但显然，高盛的报告认为，优等生（中国）应该照抄差等生（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作业。想象一下，如果高盛将这一点应用到他们对客户的建议中，呼吁最成功的公司放弃其战略，向不太成功的公司学习，相信它几乎很快就会失去所有客户。但就国家而言，它却提出这种奇怪的逻辑，即优等生（中国）应该向差等生（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看齐。

我们不清楚高盛是否认真思考过他们的研究结论。目前，中国既是发展中经济体，同时也是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事实上，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高达34%的唯一原因是，这一数字包括了中国。如图2所示，除中国外的所有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仅为20%，除中国外的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这一数据仅为23%。

图2

无论如何，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大幅下降的后果显而易见。显然，如果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到所有发展中经济体或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那么预计中国GDP增速也将跌向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这意味着中国也将重蹈它们的覆辙，无法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这样的决定是经济上的自杀行为。

美国用这招打击竞争对手，屡战屡胜

事实上，削减竞争对手投资占GDP比重，来减缓竞争对手经济增速，这种手段对美国来说并不新鲜。相反，这一套路是美国历史上用得最多的，也屡战屡胜。特别是自二战以来，当美国发现其他主要经济体GDP增速快于它时，这样的手段它曾用过三次。这些倒霉的竞争对手是：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德国；

·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末的亚洲四小龙。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手段，源于它在二战后历史性地面临全新的经济形势。1914年之前，由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更高，美国超越了当时的全球超级经济大国——英国。除大萧条时期外，美国的经济增速也超过了取代英国的另一个强国——德国。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发现自己面临一种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史上第一次，主要资本主义经济体首先是西德，接着是日本，他们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和GDP增速开始远高于美国。

到1955年，西德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26.9%，美国则为21.9%；到1964年，德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更是达到30.0%。 同年，日本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34.6%，美国则为22.7%。

与这种变化相对应，到1955年，西德GDP年均增速为8.9%，美国则为4.6%；到1965年，日本年均增速为9.4%，美国则为5.1%。

因此，这是美国经济历史上第一次被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超越和击败，导致美国唯一重要的非美元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大量流失。1950年至1971年，美国黄金储量下降一半以上，从20000吨降至9000吨。

位于柏林的勃兰登堡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面对这种竞争威胁，美国采取的手段不是加快自身的经济增长，而是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大幅减缓竞争对手增速，这种套路几十年来屡试不爽。美国是德国和日本的军事保护者，因此它可以利用强大的影响力来影响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政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利用政治强权迫使德国重新评估德国马克，从而降低其竞争力，并不再将其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美国对德国的军事保护是如何影响德国经济政策的，在1967年3月的“布来辛信函”中暴露无遗。该函是西德中央银行行长写给美联储主席的，他在该函中明确指出：

“偶尔有人担心，美国在德国驻军所产生的支出可能会导致美国损失黄金……当然，您很清楚，德国联邦银行在过去几年里并未将任何美元兑换成黄金……您可以放心，德国联邦银行未来也将执行这一政策。”

美国发现上述手段还不足以解决问题时，遂于1971年8月对其竞争对手（特别是西德和日本）进一步采取单方面措施。

8月13日，时值周末，美国暂停履行美元与黄金兑换的承诺，并对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附加税。美国通知其他国家，只有提高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美国才会取消这10%的关税。1971年9月下旬，美国同样单方面通知当时最富有的十国集团，它需要130亿美元的增益来平衡贸易收支，即从50亿美元的赤字转为80亿美元的盈余，对此没有商量的余地。在这种压力下，1971年12月达成的《史密森协定》将包括马克和日元在内的其他主要贸易货币兑美元汇率提高了11-17%。

这些措施并没有提升美国的经济增速。如图3所示，美国长期经济仍维持缓慢增长态势，但这些措施则极为成功地减缓了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长均有所放缓，不再超过美国。因此，那些在美国热衷于走对抗性路线的人已经坚信，通过减缓其他国家经济增速，而不是加快美国自身经济增速，就有可能赢得竞争。正如下文分析所示，这样的套路再次被美国反复使用。

图3

美国为了大幅减缓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速，创造的最显著的效应就是削减了两者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德国和日本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峰值水平急剧下降——德国从1964年的30.6%降至2021年的22.0%，日本则从1969的41.2%降至2021的25.0%。德国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至接近美国的水平——略高于20%；日本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和美国的差距，则从19.2%的峰值降至仅为4.2%。如图4所示，与峰值水平相比，德国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29%，日本这一数据则为39%。

图4

但事实上，这一总固定投资数据大大低估了德国和日本投资下降的严重性，因为它没有将固定资本折旧（固定资本消耗）考虑在内，总固定投资的很大一部分只是用于更换消耗/折旧的资产，而不会增加资本存量及其对增长的贡献。图5所呈现的是美国、德国和日本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比较——世界银行提供的国际可比数据是从1970年开始。

图5

可以看出，1970年，也就是美国对德国和日本采取1971年措施之前，日本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21.9%，德国为15.8%，美国为8.9%。也就是说，德国和日本净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在GDP中对其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分别比美国高6.9%和13.0%。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最新国际可比数据，2020年，美国净固定资本投资水平实际上高于德国和日本，其GDP年增长率也是如此。1970年至2020年，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4.2%——从8.5%降至4.3%；德国这一比重下降13.5%——从15.8%降至2.3%；日本这一比重则降幅惊人，高达20.5%——从21.9%降至1.4%。因为日本资本存量年增长率极低，其GDP长期停滞就完全解释得通了。

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图片来源：网络）

按1970年水平计算，德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已降至峰值水平的15%，日本降至7%。不可避免的是，鉴于资本投资在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长急剧减速。因此，美国的竞争地位恢复并不是因为本国经济增长加快，而是因为受固定投资水平下降拖累的德国和日本经济增长变慢。

亚洲金融危机背后的“美国力量”

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挫败了西德和日本的竞争后，20世纪80年代又面临着来自“亚洲四小龙”的竞争，这些经济体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经济增速均高于美国。尽管这些经济体的规模相对较小，对美国的竞争威胁远远完全低于德国或日本，但美国依然故技重施。

“亚洲四小龙”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甚至高于西德和日本——新加坡于1984年达到46.2%的峰值，韩国于1991年达到了39.0%。相应的结果是增长极快——1984年新加坡GDP年均增速为8.5%，1991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9.7%。

但这些经济体的关键弱点是，东亚一些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国内储蓄不足以为如此高的投资水平提供融资。到1997年，泰国和韩国的国内储蓄都不足以为本国固定投资提供融资——他们只得从境外筹集固定资产投资所需的资金，甚至包括短期银行贷款。到1996年，每年有1100亿美元流向亚洲，主要是银行间同业拆借贷款，而不是股权投资或其他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12]

为方便这些短期资金流入，一些东亚发展中经济体被说服放开国际资本账户。1997年，取消资本管制反过来又允许资金流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在当年引发了毁灭性的亚洲金融危机。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此指出：“金融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推进过快，可能是造成这场危机的最重要原因。”[13]

亚洲金融危机中破产的股民（图片来源：网络）

尽管美国1971年前后处心积虑的单边行动直接减缓了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但对于美国是否有意促成1997年危机以减缓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速，各方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但显而易见的是，当危机爆发后，美国就推波助澜令形势变得更糟，并反对旨在减轻危机的举措。特别是，美国在当时强烈反对日本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提供应对这场危机所需资金的提议。

就目前而言，没有必要判断美国政府在这场亚洲金融危机中所采取政策的主观意图，但一定要认识到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在这场危机中的境遇与西德和日本曾经经历的境遇并没有什么不同。经历这场危机后，遭受重创的亚洲诸经济体固定资产投资急剧下降并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其经济增长速度也大为下降。为便于大家对此有更直观的认识，图6呈现1996-2021年精确数据：

·新加坡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37.5%降至23.2%；

·韩国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37.5%降至31.4%；

·马来西亚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42.5%降至19.3%；

·泰国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41.7%降至23.6%。

图6

在总固定投资下降的影响下，净固定投资也呈现出同样的模式。以1996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和2020年最新可用数据之间的差异为例（见图7）：

·泰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28.0%降至6.5%；

·新加坡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25.3%降至4.0%；

·马来西亚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23.7%降至-0.8%；

·韩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从22.4%降至10.4%。

图7

在固定投资下降的影响下，增长方面的影响显而易见。如图8所示，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1996年到2021年韩国、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GDP年均增速均大幅下降：

·韩国GDP年均增速从8.0%降至2.3%；

·新加坡GDP年均增速从8.% 降至2.5%；

·泰国GDP年均增速从7.9% 降至1.7%；

·马来西亚GDP年均增速从9.6 降至2.5%。

图8

因此，无论美国是否故意引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也无论美国在强加给该地区的解决方案中持有的主观意图是什么，结果是明确的。正如经济理论所预测并被西德和日本的经历所证实的那样，这场亚洲金融危机再次表明：只要迫使一个国家降低其固定资产投资，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必然降低。美国的手段表明，迫使竞争对手降低投资水平，可减缓竞争对手经济增速。而美国则通过本国经济增长无法加快，但使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变慢的方法在竞争中取得成功。

中国不是苏联，但美国始终没有放弃诱导“经济自杀”

现在探讨美国的对华政策。在这方面，中国与西德、日本或“亚洲四小龙”截然不同。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政治和军事上都隶属于美国，美国可以利用这一点迫使他们采取维持美国霸权的政策，即使这违背了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由于美国是德国和日本的军事保护者，美国可以向它们施压，要求它们重新评估货币，从而降低它们的竞争力，并采取诸如迫使这些国家降低其固定资产投资等其他破坏性政策（见图8）。换句话说，美国可以利用其统治地位“谋杀”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

但是，相比之下，中国在军事上并不依赖美国，因此美国不能像对待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那样，对中国采取同样的政治军事手段，以迫使中国进行同等规模的货币重估，以及迫使中国降低投资用于中国经济比重。再者，中国也并没有像“亚洲四小龙”中的某些国家那样，依赖境外资本流入为本国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融资——恰恰相反，中国始终保持收支盈余，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内储蓄总额超过国内投资总额。

美国对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发动全面军事战争，也会美国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因此美国国内大多数人，无论是民众还是军事/外交政策界，目前都不支持这种政策——尽管美国利用其军事实力的间接影响，在台湾周围进行挑拨，以及在中国南海制造危机等。

也就是说，美国没法“谋杀”中国，击溃中国的唯一方法就是诱导中国经济减缓或停止增长。这就是美国必须诱导中国在经济上“自杀”的原因。

从表面上看，诱导中国这样的大国实施“经济自杀”的想法可能看起来很可笑。但历史表明，事实上，美国对前苏联就采取了这一手段并取得了成功。苏联自杀部分源自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苏共的自我削弱，其原因也来自时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政策——戈尔巴乔夫误以为，美国会帮助苏联。

戈尔巴乔夫在成为苏共总书记后，听任叶利钦领导的苏共内部发展旨在恢复资本主义的流派。随后，听任苏共内部自行其是，这使得叶利钦早在1990年7月正式脱离苏共之前就开始反对中央政府的政策。1991年12月，叶利钦摧毁苏联后，资本主义复辟和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俄罗斯遭受工业革命以来和平时期最为严重的经济崩溃——这便是“休克疗法”带来的后果。苏联解体后的1991-1998年，俄罗斯GDP下降40%，俄罗斯男性预期寿命下降六岁，前苏联领土上开始爆发战争，30多年后仍在继续——乌克兰战争只是一系列战争中最近和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

“休克疗法”给俄罗斯带来的是贫困和动荡

苏联拥有极其强大的军事实力，与美国在军事上不相上下。但最终，他们无法保卫苏联，也无法阻止俄罗斯遭遇历史性灾难——用普京的话来说：“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分裂主义的胜利、俄罗斯的国耻、生活水平崩溃、预期寿命下降、内战爆发、敌对军事联盟几乎向俄罗斯边境推进，所有这些都源于戈尔巴乔夫对美国心存幻想。苏联潜艇在水中锈蚀，坦克生锈，军事基础设施瘫痪。苏联是从内部被攻破的，它没有被谋杀，它死于自杀。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成功，对俄罗斯来说是一场历史性的灾难。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希望找到一个“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以期他也可能引导中国走上自杀之路。

但是，可以说，美国无法在中国取得这样的结果，原因很简单：中国共产党不是苏共，中国非但没有被引入灾难，相反，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巩固和完善，这对美国是一个巨大的障碍。目前，美国不可能像对付苏共那样推翻和摧毁中国共产党。因此，由于无法正面取得成功 ，美国的目标是进行迂回攻击。也就是说，美国希望通过内外联合在个别问题上取得进展，从而试图削弱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力量。仅举几个例子，其中包括一些众所周知的：

·鼓励分裂主义——美国在香港挑起骚乱，几乎不断借台湾问题挑衅中国，试图在台湾建立分裂主义或潜在分裂主义势力（佩洛西窜访台湾、向台北出售武器等）；

·试图在中国周围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比如，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试图在南海制造危机。事实上，美国在这方面的图谋并未得逞，因为该地区国家希望继续和平地发展经济，但这并不能阻止美国制造事端，比如让军舰穿过该地区，试图在该地区其他国家扶持反华势力等；

·美国鼓励公司违反中国法律——尤其是美国媒体，以歪曲事实和负面的方式，报道中国针对试图规避中国金融法律的公司采取的行动；

·腐败——现实中美国鼓励中国腐败分子外逃，认定中国反腐运动判定有罪的人不是罪犯，而是政治受害者；

·关税——众所周知，自2018年以来，美国试图通过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来对华发动贸易战；

·技术制裁——众所周知，为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美国不仅阻止本国公司，还阻止其他国家的公司向中国出口先进产品。

虽然这些攻击在某些情况下会带来短期危机和问题，但并没有成功阻止中国的民族复兴。原因在于习近平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15]

美国从击败德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中知道，减缓竞争对手经济增速的决定性方法是让其降低投资水平。这与高盛的观点不谋而合。的确，如果中国大幅降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其经济将大幅放缓，亦将无法实现2035年目标。高盛在报告中指出了这一点，并建议中国削减投资。美国的问题是，它没有办法迫使中国降低投资水平。也就是说，美国无法在经济上谋杀中国。相反，美国必须设法诱导中国降低投资水平。正如高盛的研究所示，美国只能试图诱导中国在经济上“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