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晚年手稿「牛顿爱因斯坦研究神学」

牛顿活了84岁，一生留下大量文字，记录下了自己的所思所想。令人诧异的是，他留下了数量惊人的手稿和债券股票等财产，但并未留下任何遗嘱。牛顿为何要让手稿在自己死后接受命运的无常，承受炼狱般的折磨与考验？显然，牛顿相信自己手稿的价值，因此不忍将其丢弃，他也深知其中暗藏危险，因而不能立刻公之于众。

与手稿的历史境遇交织在一起的，是牛顿形象的历史变迁。牛顿去世时声誉如日中天，安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被支持者们奉为虔诚的科学圣徒。然而，手稿中的牛顿却是一个痴迷炼金术的反三一神论者。手稿让人们有机会理解他的两个侧面：非凡卓越的牛顿和平凡普通的牛顿。在《牛顿手稿漂流史》一书中，莎拉·德里（Sarah Dry）遍访了牛顿的门徒与敌人、收藏家、商人、学者和边缘人士，以侦探笔法讲述了牛顿手稿近三百年的“奥德赛”之旅。

以下内容节选自《牛顿手稿漂流史》，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牛顿手稿漂流史》，[英]莎拉·德里 著，王哲然 译，原力丨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3月版

遗产继承人们很想知道，手稿中到底写了什么

面对数额庞大的遗产，牛顿的继承人们吵作一团。伍尔斯索普祖传的不动产，留给了和牛顿血缘最近的约翰（John），他是牛顿舅舅的曾孙，日子过得十分艰辛，当地牧师形容他是“上帝也知道的大人物家里的可怜虫”。

在之后短短六年的时间里，他沉迷赌博和酒精，将所得遗产挥霍一空。牛顿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玛丽（Mary）和汉娜，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本杰明（Benjamin），他们总共生养了8个子女，这些和牛顿具有一半血缘的侄子、侄女们瓜分了股票和养老金，这部分占了遗产相当大的比例。牛顿有将近2000本藏书，价值270英磅，被一位海军监狱的典狱长花300英镑买下，送给了教区牧师的儿子。在牛顿留下的全部遗产中，最难以估价的要属那“几千页零散污浊的手稿”，由于反复修订涂改，这些散乱的手稿显得污迹斑斑、破烂不堪。

遗产继承人们很想知道，这些手稿中到底写了些什么，能不能也卖上个价钱？他们明白，自己的这位亲戚可是个大名人，任何和他的名字沾边儿的东西，哪怕是这些陈旧的手稿，只要一经出版，肯定能稳稳地赚上一笔。于是就如何处理这些手稿，继承人们展开了一系列“争吵与辩论”。

在所有人中，只有凯瑟琳和约翰·康杜伊特不愿将手稿当作摇钱树。约翰·康杜伊特曾在剑桥的三一学院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那时距离牛顿离开剑桥已有10年之久），后来在军队中担任军事法官，随军驻扎葡萄牙，最后荣升皇家禁卫骑兵队队长。他与凯瑟琳相识于1717年，很快喜结连理。他兼任汉普郡惠特彻奇市议员，在牛顿升任造币长厂长之后，一直充当他的助手，并在牛顿去世后继任了厂长。显然，因为工作和生活上的交集，二人越走越近。然而眼下，康杜伊特逐渐意识到，在婚姻和情感双重纽带的作用下，他已经深深地卷入了这场牛顿遗稿的风波之中。

作为牛顿的挚友、受助人和外甥女婿，约翰·康杜伊特继承了他的手稿。他曾广泛收集有关牛顿的生平轶事，但始终未能完成传记的写作。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牛顿手稿漂流史》内页插图）

约翰和凯瑟琳坚持认为，这些手稿既代表了牛顿对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也体现了他对神圣秩序的伟大诠释，因此必须妥善保存。只有这样，“这位杰出的基督徒和伟大的天才，他的辛勤劳动和挚诚探索，才不至于在世间散失殆尽”。很快，包括凯瑟琳在内的三人委员会成立了，其职责是监督手稿的审定工作，裁决哪些内容值得公开出版（从而使继承人们可以再捞上一笔）。委员会找到了皇家学会的托马斯·佩勒特（Thomas Pellet），邀请他参与手稿的审核工作。1727年5月，佩勒特埋头于故纸堆中，苦干了三天，最终拟出了一份清单，颇为武断地将所有手稿划分为了82个条目，清单的标题为“属于已故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手稿清单，由其亲属负责审读检查”。

佩勒特是否刻意隐瞒了牛顿的宗教和炼金术手稿？

佩勒特是牛顿死后详细阅读手稿的第一人，因此他有机会看到这些手稿原始的排列顺序，然而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在手稿清单上体现这些信息。我们无法了解，他梳理这些手稿时，究竟依照怎样的原则。不过，从他给出的清单来看，他几乎是在一片黑暗中艰难摸索。他对手稿的分类尺度不一，有些条目还算有用（例如“与莱布尼茨[Leibnitz]争论有关的未装订手稿”、“一捆寄给艾萨克爵士的英文和拉丁文信件”、“圣经中两处显著讹误的历史解释”），有些条目的描述则相当模糊（“零散的数学手稿”、“化学手稿”、“零散而污浊的手稿，和年代学相关”）。

事实上，在这份清单中，佩勒特反复使用“零散”（loose）和“污浊”（foul）两个词来描述手稿，考虑到手稿确实经过反复的修改和涂抹，这样潦草的形容倒也无可厚非。然而，他却用同样潦草的方式，描述了牛顿的几个笔记本，这就显得过于随意了。例如，他将其中一本笔记描述为“一本普通的对开本，部分内容出自艾萨克爵士本人之手”，这个本子如今被称为“草算本”（the Waste Book），其中包含了牛顿非常重要的数学笔记。

在当时，这种笔记本被称为“平装本”（paperbooks），如果牛顿只用这些本子写作，佩勒特的任务也许就不会如此艰巨了。那时，人们更爱用散装纸，而且用途五花八门，牛顿也不例外。他经常购买和使用的是“水壶纸”（因印有水壶形状的水印而得名），每张大小约为32×40厘米。他习惯于将纸对折，从而形成一张简单的对开页，他通常只在右侧半页书写，必要时才在左侧半页补充或修正。成沓的手稿可以被装订成册，或是用细绳绑在一起。牛顿有时也会将折页再次对折，形成一本带有四张页面的小册子，许多炼金术笔记就记在这样的小册子上。（他会沿着顶部的折痕，将其中一个折页裁开，从而不必将纸全部翻开，就可以多写半页内容。）他通常不在乎手稿的顺序，往往只是将其堆成一堆，或是捆成一捆。

牛顿在生活上非常吝啬，五十年前的废旧纸张舍不得扔，还要反复利用，这意味着在同一张手稿上，有时会同时出现其早年和晚年的笔记。更糟糕的是，大部分的手稿上都没有标明日期。仅有少数例外，比如一些牛顿本科时留下的笔记本，他颇为自豪地注明：“艾萨克·牛顿，三一学院，1661年”。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手稿没有明确的时间信息，也很少提及一些包含时间线索的时事要闻。尽管困难重重，佩勒特至少如实记录下了手稿的数量，这使我们能对手稿的规模有个大致的印象：353张“对折页，零散污浊的手稿，与图形和数学有关”，495张同样类型的手稿“与计算和数学有关”，还有厚厚一捆606张的手稿“与年代学有关”，显然，牛顿生前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

1783年的赫斯特庄园，朴次茅斯家族祖宅所在地，牛顿手稿在此存放多年。承蒙汉普希尔图书情报社供图。（《牛顿手稿漂流史》内页插图）

佩勒特出色地完成了他的核心任务：确定牛顿遗稿中哪些“适合出版”，使继承人们能再分点儿现金。他用了不到三天便做出了决定。他认为，在成堆的手稿和笔记中，只有5份文件值得出版。佩勒特是否刻意隐瞒了牛顿的宗教和炼金术手稿？他是否有意维护牛顿的个人声望，以及他所代表的国家形象？他决定公开的手稿如此之少，而试图掩盖手稿又如此之多，自然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不过是接受了牛顿继承人的委托，确定哪些手稿可以出版牟利。他声称只有一份手稿可以立刻交付印刷，这便是牛顿去世之前，在黑暗的房间里辛苦誊抄的那份“古代国王年表”（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这份手稿很快便卖出了350英镑（约合今天的3万英镑）的高价，并在次年出版。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只有另外两份手稿，按佩勒特的建议得以出版。第一份手稿出版于1728年，牛顿原本打算将其中的内容，用作其经典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æ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的最后一卷。另一份手稿“对预言的评论”（Observations upon the Prophecies）出版于1733年，这是一部技术性很强的解经作品，试图通过对圣经语词的分析，理解其中隐藏的微言大义。佩勒特认为可以出版的余下两份手稿分别是：31张对折页的“有关阿塔那修的悖论问题”，以及一份与微积分有关的“不完整的数学小册子”。直到20世纪，这两份手稿才获得出版。

除了上述这五份文件，约翰·康杜伊特继承了余下的手稿。那是一大摞散乱无序的纸张，其中密密麻麻写满了牛顿的笔记。日后，分析这些手稿将耗去学者们六十多年的时间。

牛顿的大量遗稿几乎完整无缺地保存至今

牛顿的继承人们想从这些手稿中发现什么呢？在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名人手稿具有收藏价值，哪怕是像牛顿这样伟大思想家的亲笔手稿。

手稿收藏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在牛顿所处的时代才初露苗头。显然，这并非偶然。那时，人们不断开辟新的知识领域，开启了学术和思想上的一系列变革。随着知识范围不断延展，对知识保存技术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普遍语言的设想应运而生，牛顿曾为此做过笔记；为了保密和提高书写效率，速记技术大行其道；展示标本的自然志陈列室，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此外，还有更为抽象的方案，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于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还有“报信人”塞缪尔·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这位德英混血的博学家，撰写了大量自然知识手册。种种现象表明，收集和组织知识的新体系正在逐渐形成。

《牛顿的故事》（1997）海报。

约翰·奥布里（John Aubrey）是一位有趣的时代向导。他曾写过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小品传记”，其间充斥着八卦轶事和尖酸评论，如今人们更熟悉的，是该书在维多利时代再版后的名字——《人物小传》（Brief Lives）。奥布里是最早一批具有手稿保存意识的人之一，在他看来，收集和保存名人手稿，兼有道德和哲学上的必要性。他沮丧地发现，他的同胞对此毫无兴趣。尽管如此，他依然克服重重阻挠，坚持不懈进行收集：各类手稿、私人物品、肖像画像、生平轶事，不一而足。他认为，这些实物不仅彰显了伟人生前的巨大成就，也为后人学习历史提供了鲜活的素材。

奥布里大声疾呼，收藏工作是何等迫切、何等重要，然而周围的人依然无动于衷，这让他深感绝望。他收藏了一批科学巨匠的手稿，包括弗朗西斯·培根、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约翰·迪伊（John Dee）。他的好奇心似乎永无止境，他不明白，自己旺盛的求知欲为什么无法感染周围的人，难道他们不想透过名人的手稿和手迹，去了解他们之所以功成名就的原因么？他注意到，很多人生前没有交代如何处理自己的藏书，导致宝贵的私人藏书流离失所，在写给好友安东尼·伍德（Anthony Wood）信中，他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噢，安东尼，看看那些遗嘱执行人和寡妇们都干了些什么，那些藏书，哪本不是它们主人生前的心头所爱呢！人们应该更富有公共精神，动起双手，睁大双眼，好好保护这些遗产。”

奥布里时常告诫皇家学会的会员，要注意保管和出版学者们的手稿。他身体力行，向皇家学会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捐赠了不少书籍和标本，另外还给牛津大学图书馆、阿什莫尔博物馆、新宿学院捐赠了一批图书。但这依然不能让他满意，他常常哀叹，人们总是漫不经心、满不在乎，让宝贵的知识片段从指间溜走。终其一生，奥布里始终对那些既有价值又稍纵即逝的事物格外敏感，他明白，若不妥善记录，哪怕最伟大的人类成就，也终将被人遗忘。

奥布里曾经抢救出了数学家、索尔兹伯里主教塞思·沃德（Seth Ward）的手稿。他抱怨道，他是“从一帮厨子手里”抢下了这些手稿，他们居然打算用手稿来垫馅饼。恼人的不止是厨子，奥布里提醒人们小心那些“热心的主妇”，她们对手稿毫无敬畏之心，总是物尽其用：拿来包裹鱼肉生鲜、“当作废纸，论斤卖给造硬纸板的”、为火器上膛、或是置于“裁缝们的剪刀之下”。从奥布里的记载中不难看到，当时人们普遍对自己的手稿漠不关心，临终前更不会托人妥善保管。幸运的是，牛顿的大量遗稿几乎完整无缺地保存至今。和大部分历史事件一样，这其中既有偶然，也有必然。

康杜伊特打算以传记的形式，为牛顿树立丰碑

康杜伊特能够继承手稿的原因非常复杂。牛顿死在造币厂厂长的职位上，按当时的规矩，所有新铸造的钱币，以厂长的个人信誉作为担保，换句话说，在牛顿去世时，他名义上背负着和英国国家发行货币总额等量的债务。约翰·康杜伊特主动接管这批债务，即一旦发现分量不足的新钱币，他需要自掏腰包，加以赔偿。作为承担风险的条件，康杜伊特要求得到牛顿留下的所有手稿，这项要求被满足了。在其他继承人看来，这是笔不错的交易，毕竟佩勒特已经做出了评估，这些手稿基本上没什么价值了。即便如此，康杜伊特依然拿出了2000英镑作为担保金，确保手稿中如有任何内容在日后出版，其他继承人仍然可以从中获利。

《艾萨克·牛顿：最后的魔术师》（2013）剧照。

和奥布里一样，约翰·康杜伊特也打算为牛顿写一本传记。他敬仰牛顿，因为牛顿不仅是他的舅岳父，而且也是他的好友和支持者。在牛顿去世后的几个月里，康杜伊特一直鼓动贝尔纳·德·丰特内勒（Bernard de Fontenelle）为牛顿写一篇中肯的悼词。丰特内勒当时任法兰西科学院院长，法兰西科学院相当于英国的皇家学会，二人同为各自机构的领导，地位相当。牛顿在世时，法国人始终拒绝承认他的科学成就。要想恢复牛顿在欧洲大陆的名誉，巩固其在英国的声望，邀请一位友善的法国人写一篇赞颂文章，岂不是不错的办法？

事实上，牛顿去世后仅过了一周，康杜伊特便给丰特内勒写了好几封信，请求他撰写悼词，同时透露自己正在准备编写一本牛顿传记。丰特内勒很快回信，询问有关牛顿生平的细节。他小时候是否已经表现出了过人的才智？他最喜欢哪些书？他离世时的状态如何？康杜伊特一一做出回答，其间充满对牛顿不加掩饰的褒扬。他写道，牛顿的“一言一行都无可挑剔”，“在待人接物方面，他总是谦恭有礼、和蔼可亲，哪怕对待下人也是如此，从不鄙薄他人的缺陷”，他拥有“一副温柔的心肠，有时听到一则悲伤的故事，也会流下眼泪”。他对折磨人类和动物的暴行深恶痛绝，“善待一切生灵是他最常思考的主题”。对待他人，牛顿极度慷慨，“他出手大方，却没有一丝炫耀或虚荣，他总是热情好客，选择合适的场合款待朋友。”

尽管康杜伊特补充了很多信息，但最终的悼词却并不令他满意。在康杜伊特看来，或许是出于对法兰西的忠诚，丰特内勒对牛顿的正面评价过于吝啬了。对此，康杜伊特写到，丰特内勒“对于这位伟人的才华和人格，没有说上一句公道话，因为正是这位伟人，遮掩了他们的大英雄笛卡尔（Descartes）的光辉。”

康杜伊特力求做得更好，他打算以传记的形式，为牛顿树立一座永恒的丰碑。为此，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牛顿的遗稿，试图从中有所发现。尽管他描述了一部分手稿的内容，为不同种类的笔记本列出了清单，却并没有进行全面地分类整理。康杜伊特更关注的是那些奇闻轶事，这类小故事是传记作家的宝藏，往往能让人物有血有肉，读起来引人入胜。他独具慧眼，搜罗到的那些轶闻，即便今天读来仍生动有趣。他拜访了许多牛顿的亲朋故旧，和他们交谈，当然牛顿在世时，他们二人也常常聊天，这些都成为了他的素材，用以书写一部丰碑式的传记。

那时，人物传记还是一件稀罕的新事物。人们一般认为，只有圣徒的生平才值得学习。康杜伊特感到有必要为他的写作做些辩护，他的申辩表明，他的设想在当时多么非同寻常。他坦言，即便是撰写罗马史的历史学家，也会常常质疑记述古代帝王生平的价值，或许有人认为“用平实冷静的笔调，堆砌一个人的生平和德行，无论当事人觉得多么有趣，都难免枯燥乏味，和描写场面宏大的历史事件相比，远不能打动普通读者。”康杜伊特别无选择，牛顿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他一辈子矜持寡言，安静治学，远离公众喧嚣。这的确让他的传记十分寡淡。

不过，康杜伊特为这种新型传记找到了一个全新的理由：这是一个人类知识急剧增长的时代（它如今被称为“科学革命”），而牛顿在其中贡献良多。他写到，思考像牛顿这样的人取得的“神圣的思想结晶”，和“追随征服者的脚步，穿越血腥混乱的战场”一样，都能使心智得到极大满足。和那些残暴的战争领袖相比，牛顿更有资格成为人生的榜样。他的一生“勤勉、执着、谦逊、虔诚、不存一丝恶念”，体现了“普适的美德”，比起凯撒和亚历山大，更应为世人效法。然而，虔敬的德行并非为牛顿立传的全部理由。作为一位自然哲学家，正是牛顿提出了全新的思想体系，大大扩展了人类思想的疆域，他无疑是一位“思想上的征服者”。凭借着那些震惊世界的新发现，他足以在供奉伟人的万神殿中享有一席之地。

康杜伊特记录下了亲朋好友对牛顿的回忆

康杜伊特记录下了亲朋好友对牛顿的回忆。他四处搜集有关牛顿的生平轶事，其中包括一些大人物，如哈利法克斯伯爵（Earlof Halifax），阿巴思诺特博士（Dr.Arbuthnot），理查德·本特利（Richard Bentley）——他和牛顿之间有过多次书信往来，正是他敦促牛顿澄清其引力理论中的宗教意涵。此外，还有牛顿的子侄辈亲属，其中自然包括他的夫人、和牛顿具有一半血亲关系的外甥女凯瑟琳。

牛顿晚年时，曾接受过康杜伊特的一次专访。他回忆了一些童年往事，那些都是将近75年前的事儿了。这些故事构成了日后所有关于牛顿生平与性格叙事的内核。那个关于他的出生和侥幸存活下来的故事，应该是发生在牛顿身上最早的一则趣事。据说牛顿刚出生时身子很小，小到可以恰好装进一夸脱（英制一夸脱等于1.1365升。——译者注）的小锅里，眼看他是如此羸弱，那些本该去通告喜讯的女人们“在路边的台阶坐了下来，说不必着急报信儿，因为她们确信，等她们回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死掉了”。

尽管降生时如此脆弱，牛顿却逐步（用康杜伊特的话说，是“义无反顾地”）开始攀爬人类思想的阶梯，并且从未后退一步。他出身贫寒，在学校常受欺负。有一次，他被另一个男生“一脚踹到肚子上，疼痛难忍”，他打了回去，教训了那个孩子，不久又用学习成绩再次打败了他，实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料复仇。从此，他开始在班级中名列前茅。根据康杜伊特的讲法，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牛顿便学会了写作，并用写作来学习其它技能，他希望成为“自己手中笔的主人”。

艾萨克·牛顿（1643年1月4日—1727年3月31日），爵士，英国皇家学会会长，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全才”，著有《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光学》。

早年写作和素描作品，体现出了他极其活跃的思维。“有一个用得很旧的口袋本，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和当时的日期1659年，在这个小本子里，他记下了一些绘画和制作颜料的方法。”牛顿仿佛从没有撂下过手上的笔。康杜伊特透露，在格兰瑟姆老家的墙壁上，画满了牛顿童年时期留下的涂鸦，“有飞鸟、走兽、人物，精心设计的船只，很多人都记着牛顿画过一些风景画和人物画”，其中有被砍头的英王查理一世的头像、约翰·多恩、以及“他最敬仰的教师斯托克斯先生（Mr Stokes）”。

在大学期间，牛顿建立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了出色的研究技能。他养成了影响其一生的好习惯——记笔记。他“几乎总是笔不离手，书不离身。”他的第一本笔记写于本科一年级，此后始终坚持这一习惯。在一本很小的笔记本上，他记录下一系列“某些哲学问题”（certain philosophical questions），这些问题构成了他此后一生的思考框架。几十年后，他依然时常提起这本青年时代的笔记。在这一时期，他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技能，使他日后能在诸多领域得心应手，如自然哲学、炼金术、神学、教会史等等。他的能力并不局限于高超的数学技巧，或在物理学和光学上的敏锐洞察，而是包含了一些更为基本的能力：比如对某一文本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记笔记的能力，这些笔记奠定了其创造性工作的基础。

牛顿记笔记的习惯形成于1660年代，但直到1727年，在康杜伊特看来，这种方法仍十分新颖，他感到有必要详细说明，牛顿如何“习惯于记录下阅读时的每一条心得体会，并将其总结为一篇更长的摘要。”可以说，从学术生涯一开始，牛顿便已具备了坚韧不拔、高效多产的品质。“他身后留下的那一大摞亲手书写的、零散污浊的手稿……其中一些内容会反复抄写六、七次之多”，正是对牛顿一生勤勉工作的最佳写照。

康杜伊特发现，手稿中很多内容是重复的，他认为这需要一个解释。他试图在方方面面美化牛顿，因此他解释说，这恰恰是牛顿坚韧品格的绝佳证明：他正是在反复地抄写一段文字的过程中，不断思考，力求完美。有必要指出，后世研究者同样注意到手稿的这一特点，但他们的解释并非都如此正面。

康杜伊特还提到一些手稿受损的事儿。有一次，牛顿急着出门见客，匆忙间将蜡烛遗忘在刚刚书写的手稿上，等到回来后才发现，蜡烛已经把手稿点着了，这些手稿中记录了他在数学和光学方面的工作。在升任厂长前，牛顿曾担任造币厂的督办。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四年，那时，每逢有对伪造货币者的审判，他都要亲自出席。他在任时写了大量公文，后来和别人一起把这些文件都烧了，那是“满满一大箱他亲笔书写的文件”。最后，康杜伊特记录了牛顿临终时的景象，这位伟人神志清醒，仿佛还能继续写作，他“那只瘦小而纤长的手”稳健如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康杜伊特竭力维护牛顿的身后之名

康杜伊特尝试对部分手稿进行分类和编辑。例如，牛顿有一份题为“君主制的起源”（The Original of Monarchies）的手稿，这是一份70页的著作，康杜伊特做了大量笔记，详细列出了每页的内容，并且（就像现代编辑那样）记录下了牛顿增加或删改的地方。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增删的部分，无疑是了解牛顿思想变化的最好证据。他的这一观念大大超越了他的时代。

关于出版，康杜伊特也表现出了其特有的深思熟虑。虽然牛顿的亲笔手稿本身足以激发人们的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值得出版。为了得到合理的结论，他画了一张表格。表格一侧列出了出版的理由，另一侧列出了不出版的理由。反对出版的理由包括，一部分手稿的内容已经在《年表》公开了，而有一些未出版的内容，按康杜伊特的表述来说，是“非常不完整”的。支持出版的理由是大部分手稿还算完好的，且尚未公开。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牛顿的手稿，因为“无论这些手稿多么不完整，其中必定包含了一些对公众有价值的内容。”

在康杜伊特看来，只要是牛顿留下的文字，其中必定具有某些价值，这一理由相当有说服力。事实上，在他写下这些话后不久，“君主制的起源”便获得了出版。但这是极少的个案，在此后的近一百多年里，这一摞厚厚的手稿再也没有获得出版的机会，甚至直到三个世纪后的今天，大部分手稿依然晦涩难懂、不为人知，和康杜伊特的时代别无二致。康杜伊特是和牛顿走得最近的人，正是他提出要为这位英国的国民英雄树碑立传。然而，他最终没有完成自己的宏愿，他没有完成传记的撰写，甚至谈不上取得了任何实质上的进展。他仅仅留下了一些未完成的潦草笔记，尚不足以描绘牛顿辉煌的一生。

手稿中的有些内容，康杜伊特不用看也知道是些什么：那是牛顿对基督教信仰满怀激情的毕生探索。尽管这部分内容极其复杂且饱受争议，但归结起来无非是以下这点：牛顿相信，基督教的教义遭到了公元4世纪早期教父们的恶意篡改，他们在三位一体学说中赋予了基督一个平等的位格。在牛顿看来，一个完整的、真实的教会史将揭示一个被长期遗忘、或从未被发觉的事实：基督从属于天父上帝。他的这种信仰被称之为“反三一神论”（anti-Trinitarianism），因为它否定了承认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学说。以当时英国国教的观点看，这种思想是不可不扣的异端。

《牛顿的黑暗秘密》（2005）海报。

如果人们发现，所谓的启蒙理性之父实则是一个偏执的异教徒，对现代新教主义的诅咒充满了暴力血腥的描述、仇恨恶毒的攻击，对人类救赎的命运忧心忡忡，这将造成怎样的后果?牛顿是一位基督徒，无疑也是一位“天才”，然而无论是康杜伊特，还是其他参与到整理手稿中的人，都没有兴趣将这些惊世骇俗的宗教见解公之于众。那时，具有异端信仰的人会被送入大牢，有时还会被判处死刑。

尽管在英格兰，类似极刑很久没有出现过了，最后一例因宣扬“反三一神论”而判处火刑的案件发生在1612年，但在苏格兰，因散布有关基督道成肉身的异端思想，托马斯·埃肯海德（Thomas Aikenhead）在1697年被施以绞刑。虽然这部分手稿令牛顿的支持者们感到难堪、甚至恐慌，不过手稿的数量之庞大、内容之杂乱，反而起到了某种保护作用。能够读懂《原理》的人已经很少了，而那些包含着历史学与年代学大量引文的宗教手稿，杂糅着定量语言和象征术语的化学手稿，能读懂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更重要的是，整个手稿混乱不堪，无序、错位、缺页的情况比比皆是。除非思维异常敏锐，否则根本无法将其破解。

康杜伊特最终放弃了传记的写作，原因可能不止一条。或许是他搜集到的素材过于杂乱；也许他担心自己的传记不够优秀，配不上牛顿的大名，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或许是为维护遗产继承人的利益不断奔波，挤占了他的写作时间；也许是部分手稿中的内容，会令牛顿死后蒙羞，让他左右为难，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最终让他选择了放弃。

作为手稿的继承人，康杜伊特竭力维护牛顿的身后之名，他有动机、也有手段保守手稿的秘密。他将手稿藏在自己家中，使之远离外界窥探的目光。康杜伊特于1737年去世，他被安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就在牛顿陵寝的右侧。两年后，凯瑟琳也去世了，与丈夫合葬在一起。康杜伊特生前是和牛顿走得最近的人，死后依然如此。每当人们前来凭吊牛顿，也总是不忘对他表示敬意。而在不远处，记载着牛顿复杂信仰和广博兴趣的手稿，则消失于公众视线之外，等待着下一次被重新开启的时刻。

原文作者/[英]莎拉·德里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陈荻雁